第六十章 颜李学派的反理学思想

    第一节　颜元的生平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今属河北）人。他是颜李学派的创始者。

    颜元父亲颜昶，从小过继给蠡县朱九祚做养子，因不为养父所喜，弃家出走关东。颜元十岁时，清廷颁圈地令，家乡疆圳庐舍尽圈于旗。十二岁时，母亲王氏因丈夫一去杳无音讯，改嫁他村。自此，颜元便同养祖父母一起生活。十九岁时，养祖父因讼遁匿，颜元被系入狱，讼解，家业顿落，一家生活完全由他承担，亲身耕田灌园，又学医为人治病。三十九岁时，养祖父母先后病逝，才恢复颜姓，不复姓朱。

    颜元生逢家国多故，“自幼及壮，孤苦备尝”。在贫贱困厄的生活中，他艰苦力学，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

    颜元少年时从游于吴持明。吴习兵法、通武艺、懂医道。颜元后来也兼习兵法、技击等。青年时，颜元又就学于贾珍，贾为人朴实，重气节，教授生徒，循循善诱。他曾作两副对联，命颜元以大字书写，悬之中堂。其一是：“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学硁硁小人。”其二是：“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他以此自励，以此教人。颜元以后的成长和思想发展，深受其师的影响。

    颜元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岁以后发奋攻读经世之学，遂弃举业。二十四岁开馆授徒，名其斋曰“思古”，自号“思古人”，并于此时开始尊信理学。他先习陆、王，继又转习程、朱，苦志笃学，“屹然以道自任，期于主静存诚，虽躬稼胼胝，必乘闲静坐，人群讥笑之，不恤也”（《习斋年谱》卷上） 。三十四岁，遭养祖母之丧。当时正是“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 的时代，颜元一一式遵朱子《家礼》服丧，疏食少饮，哀毁过甚，几致病死。因此对理学产生了怀疑。翌年，他改思古斋为习斋，从此走上反理学的道路。然在颜元五十七岁以前，尚有“将就程、朱”之意，而当他五十七岁南游中州（今河南一带）时，深入了解社会现实，耳闻目睹许多地方“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现象，遂下定决心，“必破”程、朱。当时清廷以政治力量扶持程朱理学，友人王养粹对颜元说：“程、朱何可倒戈，试看今日，气运是谁主持？家读其书，取士立教，致君临民，皆是也”（《习斋年谱》卷下） 。而颜元为了匡时救弊，独立不惧，公然揭橥反理学的旗帜。六十二岁时，颜元应聘主持漳南书院，厘订规制，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规模甚宏，从游者数十人。不久，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颜元不得已，罢教归里。七十岁临终时嘱门人说：“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同上） 。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编》《朱子语类评》《四书正误》《习斋记余》，以及钟錂所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等。生平事迹俱载于其门人李塨、王源纂辑的《颜习斋先生年谱》之中。

    第二节　颜学的理论倾向

    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认为颜学属于理学的，有几种说法，现辨析如下：

    一、认为颜学属于王学。这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钱林、阮元等学者祖述之。又如谭献认为颜学略近夏峰（孙奇逢）之学，而夏峰亦宗王学。这种说法已成为传统见解，现代不少学者也依从它。

    颜元年三十四，其思想开始从怀疑理学向批评理学方面转变。他批评理学虽然侧重于程朱学派，但对陆王学派也不左袒。当时的理学家张伯行评论说：“今北地颜习斋出，不程朱，不陆王，其学以事功为首”（《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乾隆年间，颜学已不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仅披阅新采进的《四存编》，既未细加研寻，又因袭清初学界“不程朱，即陆王”的成见，见颜元诽厌程、朱颇烈，便误以为颜元是陆、王之徒。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后世影响甚大，所以它的这一论断被后人视为定论。

    从现存有关颜李学派的大量材料来看，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如颜元曾说：“王学诚有近禅，仆亦非敢党王者”（《习斋记余》卷六） 。“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同上） ？“吾乡孙钟元（奇逢）先生又以合朱、陆而成其为真孔子也，而以孔门礼、乐、射、御、书、数观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头文字而已矣。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习斋记余》卷三） 。由此可见，颜学不同于王学，也不同于夏峰之学。晚清朱一新说：“文成（王守仁）特宗旨少异，未至如习斋之甘决藩篱”（《佩弦斋杂存》卷上《答某生》） ，指出颜学冲决理学藩篱，而王学只是宗旨少异。

    二、认为颜学是“理学别传”。这以张之洞《 轩语》为代表；近人也有认为颜学是“道学之继续”的。两者皆认为颜学未出理学范围。

    既然颜元不宗朱子，不宗陆、王，也不主张调和朱、陆，则所谓理学别传，是怎样的别传呢？为什么颜元要反对“理学宗主”————周惇颐呢？朱、陆两派尽管门户相争，互为水火，但都认为周惇颐承接了孔孟的道统。周惇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同时有程颢、程颐嗣承传衍，张载、邵雍羽翼宗盟。而颜元却对周、程、张、邵及后世理学家，皆辞而辟之。那么，所谓“别传”，传自何人呢？

    从思想内容看，颜元重视“实事实物”，反对“空虚之学”，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所谓的“心传之奥”源于佛、老。他认为“理在事中”，“理气一致”，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理气二本”等观点。他重闻见，更重实践，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反对理学家重体认不重知见，重心得不务实行，以调伏身心为能事的思想。他认为“性即物则”“舍形无性”，反对理学形性相离、形外有性的观点。他还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静持敬的心性修养。他重视“当世之务”，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崇尚技艺，讲求功用，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蔑弃人欲、崇道贱艺、排斥功利的思想。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颜元对于理学的基本观念，已经否弃殆尽。这样的思想如果被认为是“道学之继续”，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认为颜学属于“唯物主义理学”。这种看法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理学是我国特定时期哲学史断代的统称，其间的哲学家势必也要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颜元当属于唯物主义阵营中的理学家。

    这种意见所概括的理学范围比传统的理解要宽。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主要流派，并非当时哲学思想的“统称”。在理学家圈子之外，尚有反理学、非理学的各派人物。理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沿用它，就应按照它的原意来理解，最好不要随意扩大它的范围，否则就会引起概念混乱。

    我们认为颜李学派是反理学的。“反理学”是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当然，对于每个反理学思想家来说，应该做具体的分析，有的着重在这些问题上，有的着重另外一些问题上批评理学。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理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从主要方面去剖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看它们与理学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颜李学与理学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

    颜元在三十四岁思想转折之时，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其结论是：“使文达（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朱、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习斋记余》卷六） 。于是他便选择了陈亮的事功学作为思想出发点。

    颜元继承了陈亮尚“用”的思想。陈亮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颜元进一步发挥说：“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习斋年谱》卷上） ，强调应用学问，并通过行动来验证“学问”。

    颜元受陈亮思想启发，提出“习动”以针砭理学的“习静”。他说：“看陈龙川答朱子书，至‘今之君子欲安坐以感动之’，浩叹曰：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同上） 。他甚至把“习动”同皇帝王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习斋言行录》卷下） 。

    在义利问题上，理学家大多承袭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反对功利主义，提倡禁欲主义。但是颜元却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鲜明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元青年时即有志于社会改革，李明性（李塨之父）评他“偏僻恐类王荆公”，“立朝必蹈矫激之僻”（《习斋年谱》卷上） ，有意规劝他。此时，颜元重视“六艺”的思想已露端倪，但由于深受理学影响，并未发展起来。当他思想转向事功派后，便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的学行。

    颜元继承了王安石重视《周礼》“乡三物”的思想，而于“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为“德”“行”要通过“艺”来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四书正误》卷三） 。

    颜元熔铸陈亮、王安石的事功思想为一体，奠定了他的功利论思想体系的格局，因而理学家张伯行做了如下的批评：“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其学以事功为首，谓身心性命非所急，虽子思《中庸》亦诋訾无所顾。呜呼，如此人者，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我们认为，这个评论道出了颜学的真谛。

    在南宋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尊崇朱熹，理学大盛。其间虽有些思想家不时作几声“事功”的呐喊，但都淹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之中，义利之辨似乎已成定案。但是，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五百年过去了，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把重新评价“义利之辨”提上了历史日程。颜元恰好是重提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家。他曾经深喜陆、王，笃学程、朱，经历过家国变故，思想才转向事功之学。他反戈一击，批判理学，颇能击中理学的要害。

    第三节　颜李学派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

    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有一定的命题构成其理论的骨架。这些命题是回答某些哲学范畴所持的观点，而所谓哲学范畴，无非是对世界上带根本性的矛盾、问题所做的抽象和概括。一个哲学家讨论哪些范畴，提出什么命题，完全服从其哲学体系的需要。而由范畴到命题的论证，则需借助一定的理论方法。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来剖析颜李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总结他们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

    颜李学派的思想体系是功利论。在哲学上他们主要讨论理事、体用、动静、知行、形性、性习、道艺、义利等范畴。他们选择这些范畴是有原因的：这些范畴都有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都有一方与功利论所使用的语言或所持的观点相联系，易于赋予以功利论的意义，为我所用。

    可是，要从哲学上论证功利论，就必须从这些范畴中引出相应的哲学命题，以作为功利论的理论基础。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这种论证呢？用理学的思辨方法吗？当然不行。明季理学的思辨方法已发展到极端，“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着眼于辨心、性、理、气之微，所得出的结论多不切合实际。颜、李所以不遗余力反驳理学的主要原因在此。颜、李不喜做抽象玄谈。他们把理学家“高谈性天”比作“画鬼”，而把讲求实际的学问比作“画马”，认为“画鬼容易画马难”，因为鬼无质对，马有佐证。因此在他们那里，理事、体用等抽象的哲学范畴皆被还原为社会的实际矛盾。这样，经验论的理论方法自然而然地被颜李学派采用了。但是，他们抛弃了理学关于范畴分析的哲学理论深度，把行动与理论分割开来，好像所有的抽象理论都是无用似的。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毋须对理学做全盘否定，也不能对颜李学派做全盘肯定。

    颜李学派虽然标帜“尧舜三事、周孔三物”，却带有明显的实证特征。颜元说：“尧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不见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谓之三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习斋年谱》卷下） 。“见之事”，“征诸物”是颜、李治学的根本要求。下面，我们来看看颜李学派讨论的范畴中，提出了什么命题，又是怎样加以说明和论证的：

    （一）理事范畴。在颜李看来，“事”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他们以“木中纹理”“玉之脉理”为喻，说明“理”是事物的条理、法则和规律，从而提出了“理即在事中”的命题，并以此批评理学“理在事上”的观点，指出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理”是虚妄无征的。

    （二）体用范畴。颜、李以人体为喻，认为“体”是人的机体及其机能，“用”即发挥此机体和机能的作用。他们解释说：“心之官则思，思非用乎？……体，即具用也；用，用其体也”（《恕谷后集》卷十三） 。因而提出“体用一致”的命题，以为“致用”才是学问的根本，指出理学“既为无用之体，则理亦虚理”（《朱子语类评》） 。

    （三）动静范畴。颜李学派认为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动而不是静。他们举出日月之照临、山川之流峙、耳目之视听等为例，说明“动”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并提出“以动造成世道”的主张，劝导世人循着“动”的法则，去强身、强家、强国、强天下。

    （四）知行范畴。颜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理论，提出“行不及，知亦不及”的命题，主张“由行得知”。颜元举出生活中的事例说，如食菔蔬，必“纳之口，乃知此辛味”，强调认识对于行动的依赖关系，但却忽视了理论对于行动的指导作用。李塨为了纠正老师的偏颇，强调认识对于行动的准备作用和指导作用，却又背离了师门“由行得知”的观点。他说：“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大学辨业》卷二） 。这就又重复了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观点。

    （五）形性范畴。颜元提出“性即气质之性”“舍形则无性”的命题。他以人眼为例驳斥程朱理学说：眶皰睛是“气质”，如认为“气质之性有恶”，势必导致“无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的结论，指出理学的人性理论浸染佛教观念，竟视“至尊至贵至有用”之气质为“累碍赘余”。他又提出“践形尽性”的命题，认为人性只有在践履中才能得到体现，用以针砭理学家静坐体认，惰废形体的弊病。

    （六）性习范畴。颜元强调“习与性成”，认为“有生后皆因习作主”。他以布帛染污为喻，说明人性本善，恶由习染；人习“性所本有之善”则为善，习“性所本无之恶”则染恶。而习善即对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时习力行，他认为学习“艺能”是因乎“人性之所必至”。

    （七）道艺范畴。颜李学派崇尚艺能，治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要，旁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他们以学医、学琴、学射、学针黹等为例，说明“道”即寓于“艺”中，主张“道艺一滚加功”。

    （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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