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铁浪滚滚来

    曹靖华

    当年，《铁流》在中国，真是生不逢辰，命途多舛啊。它在中国还未出世，就“先天地”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那是一九三〇年前半年吧，上海神州国光社约鲁迅先生编一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鲁迅先生应约拟定了十种，名为“现代文艺丛书”。《铁流》即其中之一。定后，鲁迅先生即写信到列宁格勒约我翻译。我答应了。可是不久就如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所说：

    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地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向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然而停止翻译的事，我们却独独没有通知靖华……待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 1

    于是，鲁迅先生就用了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拿钱来印《铁流》，于一九三一年底出版了。一出版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三闲书屋”原是徒具其名，实际并不存在的。这样，在黑暗势力的横压下，通过日本人在上海开的内山书店，一点一滴地将初版一千部《铁流》，渗透到读者中间去。稍后，北平书商盗印翻版之风甚炽，《铁流》也是被翻印之一。但只要能传布，倒也是“功德无量”的。可惜翻印本一出世，也立即遭到没收。一九三二年，上海光华书局将《铁流》纸型骗去印了一版，又同样遭到严禁。从此，《铁流》由若断若续的“潜流”，而进入长期的“断流”了。

    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生活书店重印了《铁流》，我在该年三月写的《重版〈铁流〉后记》中，有这样的话：

    《铁流》在中国出版后，备受禁压，始终难以达到读者面前。此外，苏联远东国家出版局（在伯力），虽然也根据我的译稿的副本，在一九三二年印了一版，但那主要是在供给苏联境内的汉文读者的需要，因邮路隔绝，这版本流传到中国的，据我所知，不过数册而已。记得一九三三年秋，一位从海参崴到天津的不相识的同船人，在船要开进大沽口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行李仔细“整理”了一番，将所带的唯一的一本书————苏联版的汉文本《铁流》，拿在手里，靠着栏杆，翻了几翻，无言地、决然地，把它摔到海里了。

    近年来，多少读者都切望这类书的重印，但哪有可能呢？我仅有的一本三闲书屋版的《铁流》，在“一二·九”时，被中国大学的一位同学借去，无声地周流了中国大学之后，静悄悄地流入燕大，流入清华，后来流得不知去向了。

    在令人窒息的时代，读者想要读一本有意义的书，是多么不可能啊！

    幸亏这样不快的时光过去了，《铁流》终于在全国人民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抗战炮火里，同读者见面了……

    实际上，这样“令人窒息的时代”以及“不快的时光”当时并没有“过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虽猛，但并没有使国民党反动派对《铁流》解冻。这是为什么呢？我在上述的《后记》中说：

    《铁流》，这是被践踏者争取生存的光芒万丈的火炬。我们看这一群乌合之众，在白党的凶残的屠杀下，带着女人孩子的难民，穿着破烂的衣服，光着脚，每人只有三颗子弹，有一大半简直只有一支空枪，这样原始的、“亚洲式”的军队，在血的教训中，在万难想象的艰苦中，粉碎了敌人的铁的重围，沿途扫荡了现代化装备的劲敌，打下了全副武装的城池。甚至母亲举起孩子，跛子挥起拐杖，老头子、老太婆……都抓起马料、车杆、斧子、扫帚，击退了哥萨克骑兵的夜袭。这并非神话，这是绝望的求生的斗争！这是要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

    在这样残酷的斗争里，他们埋葬了自己的苦难，建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今天，在全国人民争取生存和自由的反抗侵略的炮火里，《铁流》的重版，无疑地具有极大的文学的和政治的意义。它将成为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榜样，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它将成为不可遏止的铁的激流，流到前方，流到后方，流到被敌人侵占的区域，流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去鼓舞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而斗争！我们要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

    这是我们的求生的斗争！

    可是，一贯主张“宁赠友邦，不给家奴”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恰恰怕人民起来，怕人民得到自由。这样，《铁流》也就恰恰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它在抗战初年再度出版后，即刻就又处到反动派的棺材盖子似的重压下了。不过毕竟是抗战时期，那禁压的手法，在表面上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以往是普遍地明令严禁，这时是明开暗禁；都门之内开放，都门之外禁止等等。这是为了“壮国际观瞻”，所以在战时首都开放，替纸糊的民主贴金，于反动派有利的缘故。

    可是皖南事变后，反动派索性连“国际观瞻”也不“壮”了。忽然一阵冰雹，严寒袭来。战时首都，顿成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大集中营，随时都有被集体坑陷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就根本停了摆。这也就无所谓禁了。这窘相对反动派的“民主”是大煞风景的。这一阵冰雹过去，表面又好像放松了。但实际是外弛内张。对出版事业控制的手段，更其严密、毒辣而且卑劣。当时压迫的花样，举不胜举，其重要者如：

    一、加强审查：某些文章或全部检扣，或部分删削，有时删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上不接下，读来不知所云。有时检查官不仅删削，而且还任意涂改原稿，甚至改外国作家的文章。随心所欲，信笔乱改。有时竟改得与原意完全相反，简直成了恶作剧。译稿送审时，必须附送原本，否则不收。这并非检查官要替你做义务校对，而是一种刁难。这样，凡在战火中失掉原文的译本，就根本无法再印了。这矛头是针对苏联文学的。

    二、控制印刷机构：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把控制印刷机构，作为控制文化的手段之一。用刮来的民脂民膏，强制收买私人的印刷机构和印刷器材。这样，使进步书刊无处印行。

    三、怂恿印刷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官方印刷厂把工人工资特别提高，同时怂恿资金薄弱，而且得不到“平价米”及其他补助的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私营印刷厂工人，向资方要求增加工资，同官家印刷厂工资看齐，企图借此一箭双雕地压垮私营印刷厂，进而扼杀进步文化。反动派当年把这种把戏称作“阶级斗争”式。其含义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来嘲弄主张阶级斗争学说的文化界。

    四、控制纸张：当时规模较大的造纸厂，全在反动派手中。此外，对民营纸厂所产纸张，亦强制限价收购。其限价往往低于成本。通过控制纸张，来压迫进步文化。这样，反动的出版单位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胜利出版社、拔提书店等等，几乎用无代价的纸张，大量印行反动书刊，廉价发售，而进步书店却不得不用高价到黑市购纸印书。反动派企图使这些“异己”书店，在成本高压下，自行倒闭。

    五、营业税：营业税也成了反动派扼杀进步文化的手段之一。这就是：加重文化事业的营业税，使毫无补助的进步文化事业，在这种苛税下倒闭。当时重庆进步出版家、文化工作者，都曾奋起抗议。

    六、“文化站”：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控制了交通工具。因此，进步书刊出版后，由出版地运往他处，几乎全不可能。而伪军委会政治部利用特权，组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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