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285

，这些绝对的需求使人们屈服于一切尚可忍受的事情。倘若谁都没有需求，任何人都不会去工作。但只要能使人免于挨饿，那些最大的困难便会被看作实实在在的乐事。

    以上所有的言论表明：自由国家不允许存在奴隶，因此，最可靠的财富便是众多艰苦劳作的穷人。这是因为，穷人除了是劳动力，又一向是造就海军和陆军的温床；没有他们便没有享乐活动，任何国家的产品都会失去价值。欲使社会幸福，欲使民众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生活安逸，大量民众就必须既贫穷又无知。知识会扩大和增加我们的种种欲望。一个人想得到的东西越少，为他提供生活必需品就越容易。328

    因此，各个国家或王国的福利与幸福，便都要求将劳动阶级的知识限制在其职业范围以内，而绝不可（像那些可见的事物一样）延伸到其职业之外。一个牧羊人、农夫或其他任何农民，对世界、对其劳动或职业之外的事情知道得越多，就越不可能欣然而满足地忍受疲劳和困难。

    一些人非常需要读写和算术的能力，其职业需要这样的素质；但是，人们的生计若根本不必依赖这些技能，它们对穷人便是有害的。穷人被迫日日劳作，以挣得每日的面包。能在学校就小有出息的孩童，为数寥寥，但同时，他们已能受雇从事某个职业，因此，穷人用来读书的每一个小时，往往都是社会的损失。较之工作，上学就是闲散。男童在这种闲散生活中的时间越长，长大后就越不适于从事体力劳动（downright Labour注151），无论其气力还是心性，都是如此。注定终生劳累、厌烦、痛苦的人，越早开始这种生活，以后就越有耐心忍受它。艰苦的劳动和最粗劣的饮食，是对某些犯罪分子的正当惩罚；但是，若将它们强加给另一些人，他们不习惯如此，自幼不曾艰辛劳作，不曾吃过劣质饭食，你又根本不能指控他们有罪，那就是最大的残忍。329

    没有大脑的劳动和刻苦努力，便不会获得读写能力。粗通了这两者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无限地高于完全愚昧无知的人，后者几乎毫无正义感和分寸感，与野兽无异。一切凡人都天生讨厌麻烦和吃苦。因此，我们全都钟爱并往往过分高估一些能耐，我们一同付出了多年的安逸，才购得了那些能耐。将大部分年轻时光用于学习读写和翻译的人，很有理由期盼在能用到那些能耐的地方得到工作。这些人大多都最看不起体力劳动，即社会地位最低、全为他人服务、最不受尊敬的劳动。受过少许教育的人会选择务农，勤勉地从事最肮脏、最累人的劳动。他必须养活自己，而贪婪、挂虑家人或其他紧迫动机，也一定会迫使他去务农。但他却不会是个好雇工，不会为了可怜的报酬而去为别的农夫干活。至少，他并不那么适于做散工（Day-Labourer）。散工总是被雇来从事使用犁铧和家畜粪车的劳作，全不记得自己还有过别样的生活。330

    一旦需要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的服务，我们总是会说：它们绝不会使人欢悦，也不会使人像下等人为上等人效劳那样诚心为之。我所说的“下等”，并不单指财富和人品，也包括知识与智力。一个仆人，一旦其理性使他发现自己在为一个笨蛋服务，他对主人的尊敬马上就会毫无真心。我们学习知识或服从命令时，心中应当懂得：我们越是尊重那些教师或发号施令者的学问与能力，就越是尊重他们制定的法律和指示。任何动物都不会欣然服从其侪类。一匹马若像人那样有知识，我便不想骑它。331

    这里，我不得不再说些题外话，但我要说，我从未像此刻这样重视它。但我看见了一千根泡了咸水的棍子注152，看见了那班小学究都在反对我，因为我冒犯了识字板（Christ-cross-row注153），违逆了文学的每一种要素。

    这绝非无端的恐惧，读者若想到我对付的是多么大的一群小暴君，便不会认为我这番忧惧毫无来由。那些人要么亲自用桦树条抽我，要么教唆别人如此。这是因为，若说我的对手唯有那些饿得要死的不幸男女————他们遍及大不列颠王国，天生厌恶劳作，十分讨厌其现在的工作；在他们心里，发号施令的嗜好大大强于服从他人命令的嗜好，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他们都切望当上慈善学校的老师————那么，即使最保守的估计，我的敌人也至少有十万之众。

    我仿佛听到他们大喊：有人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危险的学说，它蔑视天主教会。他们问道：那个拔出丑陋的武器、毁灭教育的家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萨拉逊注154畜生。他们很可能指控我，说我教唆魔鬼撒旦（Prince of Darkness），拼命地向英国引进一些王国，它们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注155自世界初现福音之光后造就的任何国家都更愚昧、更野蛮。无论何人，若在公众的厌恶中做事，即使他一向无辜，也总是会被指控为罪犯。有人怀疑我已插手消灭了《圣经》，也许还断言：1721年专项出版的小开本《圣经》乃是应我的要求，并主要利用了慈善学校；那些书的印刷和纸张极差，字迹模糊。但我断言：我像未出生的婴儿一样无辜。不过，我还是恐惧万分：我越考虑自己的处境，就越感到不妙。我最大的安慰是，我真心地相信几乎无人理睬我的言论。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我的文章还有起码的意义，我若怀疑这一点，便几乎没有勇气考虑我将冒犯的所有行当。种种难忍的磨难已为我备好，哪怕他们对我的各种惩罚都象征我有罪，我也只能付之一笑了。这是因为，即使我遭小刀突然刺击后还活着，一大帮文具商也一定会拉着我的手，或者将我活埋在他们的大厅里，大厅上是他们未能售出的一大堆初级读本和拼字课本；或者向我浇水，把我浸透，让我在一个造纸厂里被捣碎而死，那个厂子会因为我而不得不停工一星期。同时，油墨制造商们也会为了公众的利益，提出用收敛剂注156闷死我，或用他们手上沾的黑墨水淹死我。此辈只要联手，不到一个月即可干成此事。即使我逃过了这些联手团体的残酷迫害，一个私营专利者注157的愤恨也会把我置于死地。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脑袋遭到了猛击，而击打我的正是那些又小又厚的《圣经》，它们被用铜丝捆在一起，随时都可伤人。终止慈善学校教育，只会引起战斗，引起真正的争论。注158332-333

    我刚刚说过的离题之言并非愚蠢的小事，也不会结束于以上最后一段。严肃的批评家（他将一切欢笑视为不合时宜）会认为我这些话离题甚远，但我不禁要认真地道歉，以此表明：我根本没有反对艺术和科学的图谋，因为一些大学校长和人类知识的其他保护者，若看到愚昧被推崇为文明社会的必要成分，便很可能忧心忡忡。

    首先，我认为：当今每一所大学中教授的数量应当增加几乎一倍。大学通常都提供良好的神学教育，但另外两门学科却很少得到重视，尤其是医学。医术的每一个分支都应当有两至三名教授，他们应尽力传授自己的技术和知识。公开授课时，虚荣者有大量机会显示其能，但更有益于学生的却是私人指导。药剂学和草药学，也像解剖学和病史学一样必不可少。医学生获得了学位，有了行医权，其职业使人们将患者的性命托付给他们，而他们竟不得不去伦敦，去研读药物学著作（Materia Medica），撰写医学论文，师从另一些从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这是一种耻辱。在我所说的那座城市，一个人精进其解剖学、植物学、药剂学、临床医学的机会，一定至少十倍于那两所大学注159相加的机会。食油店（Oil-shop）与丝绸有什么关系？在绸布店，谁会去找火腿和腌菜汁？凡在管理良好之地，建立医院都是为了提高医学生的医术，因为他们日后要给穷人治病。334

    良好的判断力应主宰商人，亦应主宰学生。任何人都不会为培养儿子做布料商、硬要他做金匠的学徒；既然如此，想当律师或医生的人，为什么要让牧师做他的师傅呢？语言、逻辑学、哲学固然应是一切学术行业的首要学科，但我们的大学虽然那么有钱，给予医学的帮助却太少了。大学里的很多闲人，拿着丰厚的报酬，大吃大喝，其住所豪华舒适，只是其中绝无书籍，绝无所有这三门学科必需的读物。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一个人既能获得做火鸡批发商的资格，亦能获得做医生的资格。以我拙见，这显然表明了一点：大学拥有的巨大财富的一部分，并未妥善地用于当用之处。335

    教授拿着公众同意支付给他们的薪水，还有其每个学生使他们得到的满足，而私利、竞争和追求荣誉，则会激励他们勤勉劳动。一个人在任何一门学问或任何一部分学问上出类拔萃，有了做教授的资格，而金钱若想买他，他便应当接受，不必计较出钱者是何党派，甚至不必计较出钱者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大学应是各种学问的公共交易市场，像动物集市一样（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等地都有那种集市），其中有各色货品，绝无国产与进口之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汇聚在那里，享有同等的自由、同等的权利。336

    说罢学生们使教授获得的满足，我还要为所有打算做神职人员的学生辩解几句。对一国政府来说，没有任何学科像神学那样最不可或缺。应当有大量的神职人员为英国服务，因此，我不想劝阻穷人让他们的儿子从事神职。这是因为，有钱人若有很多儿子，有时也会让其中一个当牧师，因为我们甚至见过富人从事圣职。同样，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尤其是牧师，一旦确信儿子有了足够的朋友或兴趣，争取到了可观的大学奖学金，或得到了受俸牧师的推荐（Advowson注160），或有了其他谋生手段，也会出于审慎原则，培养儿子从事圣职。但是，这些做法并不能产生每年任命的大量神职人员，而我们欠缺的大量牧师，则另有来源。

    所有的中等人当中都有一些偏执者，对牧师的长袍和法衣怀着迷信般的敬畏，其中很多人都热切地希望让儿子升任神职，全不考虑他们后来会变成什么。英国许多善良的母亲，不考虑自己的环境和自己孩子的能力，都在为这个堪称嘉许的愿望而激动，靠享受这个令人愉悦的想法度日，往往在儿子还不到12岁时，就将母爱与宗教虔诚混合起来，想着自己看见儿子站在布道坛上，又亲耳听见他宣讲《圣经》，这种未来的快乐使她狂喜，使她流出满足的热泪。正是这种表现被误解为宗教热情，或至少被误解为代表了人的弱点，而这要归因于英国众多贫穷的学生。这是因为，鉴于收入的不平等，鉴于全英国牧师薪俸的微薄，穷人家的父母若没有这种乐天性格，我们便不可能从其他任何地方找出适合做牧师的人，让他们以微薄的收入，负责疗救众人的灵魂，除非他被真正的美德迷住了心窍，而那其实既愚蠢又有害。我们应当希望：从事圣职者的真正美德通常多于不信教者。337

    我十分关心促进更能使社会直接获益的那部分学问，但这不应使我忽视更新奇高雅的学问。不过，我的希望若能实现，全英国便应比现在更鼓励全部文科和学问的各个分支。每个郡都应以公费建立至少一所大型学校，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各校至少分成六个班级，每班配上专业教师。这些学校均应由一些有权威的文人监管，他们不但是有资格的主管，而且其实也要每年至少两次，监督每个班级由老师主持的全面考试，而并不仅仅是评判学生们在作文或其他练习方面的进步（这些主管平时见不到那些进步）。338

    同时，我也不主张增加次等的学校，其老师若不是极度贫穷，那些学校本来绝不可能存在。有个常见的错误说法：若是不会一点儿拉丁语，谁都不能拼出或写出英语。学究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这个说法；同样，一些拙劣的学生根据对它的不止一种理解，也顽固地支持它。同时，它也是令人憎恶的谎言。我已认识并仍在不断认识一些女子，她们从未学过拉丁语，却依然能严守拼写规则，写出极好的英语文章。反之，人人都见过自称的学者们的胡乱文章，他们至少上过几年文法学校注161，但其文章却频现文法和拼法错误。对一切打算从事学术行业的人来说，精通拉丁语都极为必要。无学识便无绅士。即使立志学做律师、外科医生和药剂师的人，其拉丁语亦应大大高于其目前的普遍水平。一些青年日后若以并不每日需要拉丁语的职业为生计，对他们来说，拉丁语便是无用的东西，而学习拉丁语，显然是浪费了为之投入的大量时间和金钱。人们一有了职业，其在次等学校里学会的东西或是很快被忘掉，或只能被看作与生意毫不相干，并往往在公司中招致麻烦。根据曾一度习得的知识评价自己（即使后来已丢掉了那些知识），能不如此者为数寥寥，除非他们十分谦虚谨慎。这样的人往往还记得一些拉丁语文章，却并未消化它们，所以说到它们时，几乎都曾遭到识者的嘲笑。339

    我愿将读书和写字视为奏乐和跳舞：我不会强使社会拒绝它们，亦不会强使社会接受它们。只要它们能使人有所收益，世上便会有足够的老师教授它们。但除了在教堂，一切教学都不是免费的，我甚至要从教学中排除那些立志从事圣职的人，因为其父母若极度贫穷，竟至负担不起孩子接受初级教育的费用，那么，其任何进一步的热望都是轻率的。340

    同样，倘若穷人发现自己的孩子情愿去做懒惰的酒鬼或可怜的浪子，并且除了靠乞讨，从未给他们的小子买过一件破旧衣服，我们便应鼓励他们让其孩子接受初级教育。但是，若想雇用男孩或女孩从事工作，我们便应将首选慈善学校的孩子视为义务。教育那些孩子，似乎是对他们以前品行不端和懒散的奖励，但也往往是对其父母的施恩，那些父母理应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可耻地忽视了自己的家人。在某个地方，你会听见一个半醉的流氓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大喊再添一壶酒。他很有理由如此，因为他的男孩能免费得到衣服，免费上小学。在另一个地方，你又会见到一个极穷的女人，她让别人照顾她的孩子，因为她是个懒惰的荡妇，从未认真地干活儿以救其穷，而是常在廉价酒馆（Jinshop注162）里哭穷。

    倘若人人都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并靠自己的勤勉，让子女在我们的大学受教育，英国便不会缺少有知识的人，而需要读写或计算能力的行业，也绝不会缺少这样的人，尽管除非父母负担得起上述教育，谁都不会去学习它们。学问不同于圣灵（Holy Ghost）的馈赠，无法以金钱购得，但我们若相信那则谚语，那么，用钱买到的智力也绝非最差的。341

    我认为我必须如此大谈学问，而这是为了预防真理和公平交易之敌的喧嚣（我在此不想向他们充分解释我的想法），因为他们很可能说我是一切学问和有用知识的死敌，是个邪恶地提倡大众愚昧无知的家伙。我现在郑重承诺：我一定要回答那班据说支持慈善学校的好心人对我的驳斥，他们都说，慈善学校十分关怀其学生、使他们日后能够从事有保障的艰苦行业，而不是成为我暗示的那种懒汉。

    我已充分表明：与工作相比，上学就是闲散。我也批驳了对穷人子女的这种教育，因为它使穷孩子此后永远无法胜任体力劳动，而那是他们的本分。在每一个文明社会，只要体力劳动能造就判断力和人道精神，它们便都不该受到抱怨。最后，我还要谈谈不让穷孩子从事体力劳动的问题。我将尽力表明：这种做法将会破坏国家的和谐，是对少数地方长官略知一二的那种事务注163的粗暴干涉。342

    为此，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各种社会的本质，并且考察一个问题：欲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提高社会的力、美与完善，社会当由哪些成分构成。各种政府部门都必须为人们提供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也必须满足人们奢侈、放逸的欲望，提供一切有关的附属行业，在英国这样的国家，行业便是如此之多。但可以肯定一点：那些单独行业的数量虽多，但远远不是无限的：在其中增添一个非必需的行业，必为多余。一个家世很好的人，若在切普赛区注164开了一家最好的店铺，批发穆斯林头巾（Turbant），他便会破产。倘若底米丢或其他任何银匠除了阿耳忒弥斯银龛什么都不做注165，他便挣不到面包，对那位女神的崇拜现已过时了。设立非必需的行业，此乃蠢举；因此，仅次于它的蠢举便是：将任何一行的人数增加到多于我们所需。事情全由我们掌握，因此，让酿酒商的人数和面包师一样多，或让毛料商的人数和鞋匠一样多，都是荒谬可笑的。各行各业都会自行找出其人数比例，只要无人管闲事或干预，便会永远保持那个比例。

    打算教育子女自己谋生的人们，总是先去请教和商议培养子女干哪一行，再拿定主意。数千人除了这件事，几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他们首先为其境况所限。只能给儿子10英镑的人，一定不会找先交100英镑再做学徒的行业。他们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总是哪一行最有收益。倘若当时某个行业的从业者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马上便会有十多位父亲愿将儿子送入那一行。因此，许多公司最操心的事，便是控制学徒人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抱怨人满为患（也许不无道理），你给某个行业添了一个人，超过了从社会自然流入该行的人数，这显然是损害了那一行。此外，慈善学校的主管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一行最佳，而是能使哪些商人愿以一定价格录用那些男孩。为了充分利用那些孩子，少数殷实而老练的商人无所不为。他们害怕来自穷孩子父母的上百种麻烦。因此，孩子们的师傅便一定嗜酒如命、漫不经心（至少这最为常见），或是非常贫穷，只要拿到了钱，便全不管徒弟日后如何。至此，我们似乎只研究了一件事，即为慈善学校准备永久的温床。343-344

    倘若各个行业、各种手艺都人满为患，那就表明社会管理出了错，因为国家若能养活那些人，各行各业便不会人满为患。生活用品难道不贵么？你有劳动能力、有一双手，却没有职业，这是谁的错？但有人会回答我说：欲使国家更富，全英国最终必须取消农民或减少纯利（Rents）。对此，我的回答是：农夫最常抱怨的，也正是我想纠正的：农夫、园丁等人（那些地方需要艰辛劳作、完成脏活）最不满的是，他们已不能用和以前一样的工资雇到帮手。日工抱怨其苦差只能挣到16个便士；而三十年前，他的祖父能挣到8个便士便很高兴了。至于纯利，人数的增加绝不会使纯利减少，但生活用品和一切劳动的价格只要有所变化，便一定是降价。每年能挣到150英镑的人，没有理由抱怨其收入减少到了100英镑，只要他能用那100英镑买到以前只用两英镑便可买到的东西。

    金钱本无固有的价值，其价值随着时间而变，取决于1几尼（Guinea）是等于20英镑还是等于1先令注166。（正如我前文暗示过的，）决定金银价格的正是穷人的劳动，而不是为金银规定的或高或低的价值，而生活的一切舒适都必定来自穷人的劳动。只要尽力发展农业和渔业，我们便有能力使社会比如今富裕得多；但在增加劳动力方面，我们却几乎毫无能力，以致几乎没有足够的穷人去做我们生存所必需的那些事情。社会的均衡比例被破坏了，许多国人本应在各地成为辛劳的穷人，除了其工作不熟悉其他一切。与其他部分相比，这些人太少了。无须体力劳动的行业，或过高支付体力劳动的行业，全都有大量的应征者。你需要一个商人，却来了10个记账人，至少是10个假冒的记账人。想雇帮工的农夫，在英国比比皆是。你本想雇一个在绅士府当过差的男仆，却来了12个人，个个都想当大管家。你能雇到20个家庭女仆，而不付出高薪便雇不到一个厨师。345

    只要可能，任何人都不肯去干肮脏的、为奴般的工作。我并不反对那些工作，但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连最穷的人都懂得太多，以至于不愿为我们服务。仆人们的要求往往超出男女主人的支付能力。穷人靠我们出钱，勤奋地增加了他们的知识注167，而又确信我们将为那些知识再次花钱，究竟是什么样的疯狂在激励他们如此啊！使我们破费更多的，不但有用我们的钱上学的人，还有一些完全无知的村姑和愚民，他们一无所能，毫无价值，却也在强使我们出钱。用我们的钱上学的人造成了仆人的短缺，而这又为他们日后要求提薪找到了口实。他们要求的薪水，本来唯有身为内行、并具备与该行相关的诸多良好素质者才应得到。346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比我们的一些男仆更聪明的家伙，都没有像他们那样对待差事的人。他们能干些什么呢？他们大多都是无赖，不可信任。即使他们诚实，其中一半也是酒鬼，一星期喝醉三四回。这些粗暴之辈常常喜欢吵架，将自己的男子气概看得高于一切。若有人怀疑他们的勇气，他们便全不顾撕破什么衣服，全不顾自己多么令人失望。其中那些脾气好的通常都是坏透了的皮条客，总是追踪妓女，总是毁掉每一个来到他们身边的女仆。其中很多人犯下了所有这些罪恶，嫖娼、酗酒、吵架，但主人们却对这些仆人的过错一概视而不见，也不讨厌他们，因为他们风度翩翩，言辞恭顺，懂得怎样服侍绅士。但这种忽视却是主人的蠢举，不可原谅，往往以惯坏仆人告终。347

    少数仆人并未染上以上任何一种缺点，而是知其本分。但这种人十分鲜见，因此，50个自视过高的仆人中，连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这种人的薪水必会高得出格，你永远都填不满他的欲壑，家中的一切都是他的额外津贴；你给他的赏钱若养活不了一个中等家庭，他便不愿留在你家。虽然你使他摆脱了卑贱地位，使他离开了收容所或监狱，但他若得不到某个地位，你就永远无法让他久留，而那个地位，是他因高估自己而认为理当得到的。不仅如此，从不莽撞无礼的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仆人，也会离开最纵容他的主人。为了体面地离开，只要能自圆其说，他会编出50个借口，说出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个为顾客提供半克朗注168或12便士一份的套餐注169的饭馆老板，想从顾客那里得到的赏钱，与一个男仆想从和他主人共餐的客人那里得到的一样多。我很怀疑，那饭馆老板是否常会像那男仆一样，根据顾客的身份地位，认为顾客本应赏给他一先令或者半克朗。

    招待不起很多客人、不常请人吃饭的主妇，雇不起值得信任的男仆，于是不得不雇用乡下傻瓜或其他笨蛋，而只要这种人以为自己适合别的职业，而其无赖同伴们又使他变得聪明了一些，他马上便会溜掉。很多绅士为了消遣或生意，常去一些著名餐馆或场所，特别是威斯敏斯特大厅注170一带的餐馆，而所有这些餐馆都是仆人的学校，连头号的傻瓜都能在其中改进其智力，摆脱其愚蠢和天真。这些餐馆是男仆的学院，日日都有公开讲座，他们那些教授经验丰富，讲述所有下流放荡之事，教给学生至少七百种粗鄙之技，例如怎样行骗、怎样强加于人、怎样找出主人不防备的一面。这些学生还常能用其所学，用不了几年，便成了为非作歹方面的毕业生。年轻绅士之辈并不深谙世道，一旦在其男仆职业中精进了对世道的认识，便往往会沉溺于上述做法。他们担心自己的无知被人发现，因此几乎不敢反对或拒绝任何事情，而这往往使他们通过获得某些不合理的特别待遇，最拼命地掩饰无知，但这反而暴露了他们的无知。348

    一些人也许会将我批评的这些事归咎于奢侈（Luxury）。而我要说，奢侈不会损害富国，只要其进口少于出口。但我并不认为如此归咎是正确的，不应以奢侈与否衡量任何事物，因为那完全是愚蠢使然。一个人可以过分沉溺安逸快乐，只要负担得起，便尽可能最辛勤、最昂贵地享受现世之乐，同时又在周围一切事情上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他若尽力使其仆人不提供他需要的服务，便不能说他有头脑。惯坏英国仆人的，正是过多的金钱、过高的薪水和多得离谱的赏钱。一个人或许养了25匹马，只要这与他的其他环境相适，他便不是愚人；但他若只有一匹马，却给它喂得过多，以此炫富，他就是咎由自取的傻瓜。时髦的、喜欢炫富的贵族绅士，其仆人从他付给零售商的钱里扣下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钟表匠和其他出售玩具、多余小饰品等新鲜玩意儿的小贩常会遇到这种做法），交给主人，而容忍这种做法的主人，岂非愚蠢？有人送给仆人礼物，仆人收了，我们可以默许此事；但仆人若声称礼物是他们应得的，不给便索要，那就是厚颜无耻，不可原谅。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的人，无缘像仆人那样为金钱而受罪，除非他们打算存钱防老、防病。这种做法在我们那些“跳出贫民区者”注171当中不很常见，而他们即使为此存下了钱，也会变得粗鲁无礼，没有耐性。349-350

    有可靠消息说，一些男仆已傲慢到结成了团体，定下了规矩，责成自己不得到一定数目的钱便不提供服务；不搬运任何超过一定重量（二至三磅）的物品、包袱和包裹；还有其他一些规矩，都与其服务对象的利益针锋相对，彻底违背了其应尽职责。即使其中有人不严守这个体面团体制定的规矩，他也会受到照顾，直到找到下一份服务工作。任何时候都不会没钱启动和维持反对主人的官司，它往往根据那个团体的法令，伪称主人殴打或侮辱了其绅士般的男仆。主人们一直在侮辱男仆，以满足自己的安逸和便利，这消息若是真的（我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那么，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不久便会看到很多家庭都认真上演法国喜剧《主子男仆》注172。若不迅速纠正这种状况，等那些男仆扩大了其团体的人数，他们便会有能力在他们选定的任何时间演出悲剧，因为法不责众。351

    但即使那些忧惧无关紧要、毫无根据，亦不可否认：仆人们大多每天都在冒犯男女主人，极力提高自己的身份。他们设法使法律废除他们的卑贱地位，并已使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大大高于原先的卑微，而公众福祉要求他们始终留在原先的地位。我不是说这些事情全都归咎于慈善学校，这些事情还可能部分地源自另一些恶德。对英国来说，伦敦太大了；我们也在某些方面有所不足。但是，倘若同时出了一千个错误之后，我们才认真考虑解决它们造成的麻烦，那么，谁会怀疑我的观点呢？我认为，慈善学校是仆人们的同谋，至少它们更有可能引起和增加仆人的抱怨，而不是减少它们。

    因此，能为慈善学校辩解的唯一重要理由是：慈善学校向数千名儿童传授了基督教信仰和英国国教原则。欲证明这一点，为慈善学校辩解尚嫌不够，我还必须请读者回想一下我已说过的话（因为我讨厌重复）。我还应补充几句：为使辛劳的穷人了解宗教（儿童在校学习宗教），无论为他们提供什么救助和必需品，均应充分，如同提供教堂布道或传授教义（Catechize注173）一样。我不想让那些能走进教堂等地的、教区最穷的人缺席主日礼拜。正是安息日注174（它是一周中最有益的一天）被留给了圣事和履行宗教义务，也被留给了体力劳动者，让他们休息。一切地方长官的责任就是特别重视那一天。穷人及其子女更应在那天午前或午后去教堂，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时间。根据规则和先例，应鼓励他们自幼习惯于此。随意疏忽此事，应被视为可耻。完全强迫他们做到如此，若显得过于苛刻或不切实际，便至少应当禁止一切娱乐，禁止穷人在教堂以外的一切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会引诱他们离开教堂。352

    地方长官若以其职权解决了这个问题，教徒们便会逐步获得一些起码的能力，更加虔诚，并更深地理解美德原则和宗教。这种作用，超过了慈善学校历来起到的作用。而那些抱怨者则十分懒惰或十分无知，并低估自己，即使有机会，他们也无法不借助读写、向其教区居民传授基督徒所需的全部知识。353

    最有学问者并不是最虔诚的人，而一项调查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我们若调查能力不同者的生活，即使在目前，也会发现去教堂并非穷人和文盲的强制义务。我们选定最先见到的100个穷人，其年龄均在40岁以上，自幼养成了艰苦劳作的习惯，所以从未上过学，一直远离知识和大城市。我们将这些人与同样数量的优秀学生做个比较，后者全都上过大学，而你若愿意，也会知道其中一半都是神甫，精通哲学和辩论术。然后，我们公平地检查一下这两种人的生活和言谈。前者虽不会读书写字，但我敢说：我们一定会在他们当中发现较多的和睦与关爱，较少的邪恶和对尘世的依恋，较多的心满意足，较多的天真、诚挚，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公众的和平和切实幸福的美德。相反，后者的上述优点少于前者，而我们一定会在他们当中发现极度的自负与傲慢、无止无休的争吵和意见纷争、无法和解的仇恨、竞争、嫉妒、诽谤，以及其他一些破坏社会和谐的恶德；而不识字的辛劳穷人，则几乎从未明显地染上那些恶德。354

    我完全相信：对我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以上最后一段所说的情况绝非新闻，但那些情况若是真的，为何要讳莫如深？我们对宗教的重视，为何永远都是一件掩盖我们的真正目的和世俗意图的长袍？倘若两党注175都同意摘掉假面具，我们很快便会发现：无论它们假装成什么，其目的都不是提倡慈善学校，而是加强各自的党；那些通过向儿童传授宗教原则、最顽固地支持教会的人，则意在鼓励儿童以最高的尊重对待英国国教神甫，并强烈憎恶和永远敌视一切不赞成英国国教的人。欲确定这一点，我们只需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神职人员在慈善学校布道注176时最赞美什么、最热衷鼓吹什么；二是我们近些年来是否在群氓中发现过任何骚乱或群体混战，而在骚乱中，最鲁莽的头目是否总是伦敦某个著名收容所的青年。

    极力主张自由的人一直在自卫，一直在反对独裁权力（Arbitrary Power）。他们未受到独裁的威胁时，往往并不全都十分迷信，也似乎并不全都十分看重现代改革者的身份（Modern Apostleship）。尽管如此，其中一些人还是为慈善学校高声申辩，而他们希望从慈善学校得到的东西，却与宗教和道德毫不相干。他们只将自己看作恰当的工具，用以摧毁和挫败神职人员对不信教者的权力。读写能增长知识，人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作出独立判断。人们会想象：一旦普及了知识，民众便不受神甫的支配，而这是神甫们最怕的事情。355

    我承认，前一种人注177很有可能达到目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聪明人既不狂热支持某个党，也不盲目信仰神甫；他们认为，仅仅为了满足神甫们的野心和权力欲，不值得忍受这么多麻烦（例如慈善学校可能引来的那些麻烦）。对后一种人注178，我的回答是：只要用父母或亲戚的钱上学的人都能独立思考，不肯接受神甫们灌输的道理，我们便不必关心神职人员对全未受过教育的无知者的影响。让他们充分地利用慈善学校吧：鉴于我们为付得起学费者建立的那些学校，认为取消慈善学校就是迈向愚昧（愚昧将损害英国）的第一步，乃是荒唐可笑的看法。356

    我不愿被看作心地残忍，也完全知道：若说我对自己还有最起码的了解，我便会说：我对残忍深恶痛绝。但过分同情理性禁止同情之事，过分推崇社会总体利益所要求的思想和决断的坚定性，却是个不可原谅的缺点。我知道，同情心将永远与我作对。只要上帝让穷人子女像富人子女一样具备了天生禀赋和才能，他们却没有任何机会发挥才能，那就是残忍。但我不认为这比另一种情况更残忍，那就是：穷人子女虽具备和其他人一样的素质，却身无分文。我不否认，贫民收容所里也出过一些很有用的人，但也很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那些人第一次被雇用时，收容所里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却被忽视了，后者若像前者一样走运，像前者一样得到了工作，也会像前者一样能干。

    很多事例都证明女子的学习能力极强，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使女子全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学习军纪，而不学缝纫和家务。我们当中根本不缺很有天赋的人，人类也没有哪种土壤和气候，能造就比英国通常造就的人身心更佳的人。我们缺少的不是智慧、天才或柔顺，而是勤勉、专注和刻苦。357

    必须有人从事大量艰苦、肮脏的劳动，必须有人去过低劣的生活。除了穷人的子女，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满足这些需要的更好温床？不用说，任何人都不会比穷人更接近、更适于那种生活。此外，穷人自幼过惯了艰难的生活，最了解它，因此对穷人来说，我所说的“艰难”（Hardships）便既不算艰难，也不是艰难。一些人最辛苦地劳作，最不熟悉世上的浮华与美味，我们当中，无人比他们更心满意足。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知道：愿意泄漏这些实情者，为数不多。使这些事实令人讨厌的，是一种不合理的情绪，即对穷人的狭隘尊重。这种情绪存在于大多数民众之中，尤其是在英国；它来自怜悯、愚蠢及迷信的混合物。正是这种混合物的活跃感觉，使人们不能忍受耳闻目睹一切反对穷人的言行，而不顾哪些言行有理，哪些言行傲慢。因此，哪怕一个乞丐先打了你，你也不应还手。大量满师裁缝状告厂主，态度顽固，不讲道理注179，但我们必须怜悯他们。必须安慰抱怨的织工，做出50件蠢事，使他们开心，虽说他们因贫穷而侮辱了境况好于他们的人，并似乎在一切场合都更喜欢放假和聚众闹事，而不喜欢劳作与戒酒。358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羊毛，它涉及我国现状和穷人的行为。我真心相信，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应出口羊毛。若弄清了出口羊毛何以有害，我们对出口羊毛的大量抱怨和悲叹，便很有道理。羊毛在离岸出口、平安渡海到岸之前，一定会遇到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危险，因此，外国人显然必须先购买我们的羊毛，才能加工，其成本大大超过我们在国内加工羊毛。不过，尽管存在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外国人仍能以低于英国国内的价格在国外市场出售羊毛制品注180。这是使我们破产的灾祸，是无法忍受的危害，而若免除了它，只要我们的劳工充分就业，只要我们仍有剩余羊毛，这种商品的出口对我们的危害，便如同锡或铅的出口了。

    在制造羊毛织物方面，世界上尚无一国如英国这般完美，无论货物运输还是产品质量，至少是众多生产部门，如是如此，因此，我们所能抱怨的事情，完全在于我国与他国在管理穷人方面的差别。倘若甲国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乙国工人每日只工作8小时，每周至多工作4天，那么，乙国便必须用9人才能完成甲国4人完成的工作。此外，倘若勤勉的甲国工人的住房、食品、衣服等消费的成本，只是乙国等量工人所需成本的一半，其结果就必定是：若价格相同，甲国必能雇用18名工人，而乙国只能雇用4名工人。我既不想暗示，也不会认为：在勤勉或生活必需品方面，我国与任何邻国之间的差异如我所说的那么巨大。不过，我仍想让人们考虑一点：那些差异的一半、甚至更少的差异，已足以使工人劳动的不利条件与羊毛价格失去平衡。359

    我认为有个最明显的事实：一些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与邻国至多是相差无几，例如技术、货运、劳动便利，尤其是产品的成本是否过高（除非它们有库存），以及一切能降低生活成本的因素， 或工人是否更加勤勉、是否愿意延长工作时间、是否比邻国工人更满足于较为穷苦的生活。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国家都无法向邻国倾销任何产品。可以确定一点：工人越多，完成同等数量工作所需的人手便越少；一国的生活必需品越丰富，该国出口的产品就越多、越便宜。360

    因此不可否认：大量的工作尚待完成。我认为下一个问题同样不可否认：人们工作时越愉快，工作便完成得越好，这既包括完成工作的人，亦包括社会其他成员。愉快即满足，一个人对更好的生活方式知道得越少，就越是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反，一个人对世界知道和经历得越多，其趣味就越细腻高雅，对一般事物的判断就越全面，当然也就更难满足。我不想提倡任何粗俗野蛮之事。不过，一个人自得其乐、大笑、歌唱时，我在其姿势、举止中见到了心满意足的全部征象，于是便说他快乐，这与他的智慧或能力毫不相干。我绝不深究他的欢笑是否有理，至少我不应以自己的标准判断其理由，也不应根据令其欢笑之事造成的结果对我的影响，判断他是否该笑。因此，我喜欢蓝乳酪注181，讨厌乳酪者必会将我唤作傻瓜。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注182，这句格言的喻意和字面意义，都是正确的。人们的环境、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相距越远，就越不能互相判断对方的烦恼或快乐注183。361

    一个最贫穷、最无文化的农民，若离开乡村，隐姓埋名，用两个星期观看至尊的国王的生活，他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但也会发现更多的事情，而他若与国王换位，马上就会改变或纠正它们，而他发现国王一直在容忍它们，好不惊讶。同样，国王若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农民的生活，也会认为农民的劳动无法忍受；农民肮脏、悲惨的生活，饮食和情爱，消遣和娱乐，都会令国王憎恶。既然如此，从农民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泰然当中，国王又发现了什么魅力呢？不必隐藏自己的任何家人，不必对其死敌故作亲善，没有同床异梦之妻，不必担心子女，没有必须揭露的阴谋，没有令人畏惧的毒药，国内没有民众拥戴的政客，国外没有必须对付的狡猾宫廷，没有必须贿赂的、表面上的爱国者，不必满足不知餍足的宠臣，不必听从自私自利的牧师，不必取悦分裂的民族，不必迎合感情无常的乌合之众，他们左右、干涉国王的享乐。362

    若以公平的理性判断真正的善恶，列出一些快乐与烦恼（国王的喜忧与农民的大不相同），我便不知国王的处境是否都是农民想要的，尽管我认为后者应当无知和辛苦。很多人都愿做国王，不愿做农民，其理由首先是骄傲与野心，它们深深植根于人的天性，而我们若日日见到别人经受最大的危险和艰难，便既会轻视他们，又心满意足。第二个理由是：使我们产生好感的对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其影响力有大有小。能直接激起我们外部感觉的事物对我们激情的影响，比思考的结果、最令人信服的理性的指示更强烈。较之后者，前者的偏见更能决定我们的好恶。

    鉴于以上论证，我提倡的做法绝不会损害穷人的幸福（至少是损害最小）。我请明智的读者判断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更有可能以我所说的方式，增加我们的出口，而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咒骂我们的邻国，说它们用我们造的武器打了我们。其中一些国家向我国倾销高价购得的、我们自己制造的商品，另一些国家则不计路途遥远和重重麻烦，依靠被我们忽视的渔业，越来越富，尽管同一条鱼随时都会跳进我们口中。363

    你能依靠技巧和不懈努力阻止懒惰，同样，你也无须强力便能迫使穷人去劳作，因为若使穷人在愚昧中长大，你便能使他们习惯真正的艰苦生活、而从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早已说过，我说使穷人在愚昧中长大，别无他意，而只是说：穷人对世事的了解应仅限于其自身职业的范围，至少我们不应尽力扩大那个范围。我们一旦靠这两个引擎注184制造出了产品，进而获得了廉价劳动力，就必然能向邻国成功地倾销商品，同时增加我们的产量。这是高尚而果敢的方式，用以对抗我国的贸易对手，并依靠这种优越的方式，在国外市场上战胜它们。

    为吸引穷人去工作，我们有时必须善用政策。穷人说不愿像其他国家的穷人那样生活，我们为何要忽视这个最重要的意愿？我们既然改变不了穷人的决心，为何要赞同穷人反对公益的情绪、将它们视为正当？我往往弄不懂：一个英国人，自诩心怀国家的福祉、荣耀和光荣，何以会在晚上乐于听一个懒惰的房客（他已拖欠了一年多的房租）嘲笑法国人穿木鞋，而在早上羞于听人将伟大的威廉国王注185誉为雄心勃勃的君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又面带悲伤与愤怒，公开向世人抱怨法国的王权过于强大注186。不过，我仍不会赞赏木鞋，亦不会极力主张授予一个人独裁权力。我希望自由和财产继续受到保护，也希望穷人目前的就业状况有所改善，尽管穷人子女的衣服应被有益的劳动磨破，被乡间尘垢染黑，但劳有所得，而不是在游戏中被撕破、被泼上墨水，而不劳无获。364

    英国至少尚有三四百年的工作，可提供给比这个岛国的穷人还多10万的穷人。欲使英国的每一个部分都变得有用，使英国各地都有人居住，很多河流便都有待于通航，数百处地方均应开凿运河；一些土地需要排水和防洪，以供未来之用；须使大量荒地变得肥沃，须使人们更易接近数千英亩土地，将它们改造得更加有益于国民。Dii Laboribus omnia vendunt注187。天下的困难，没有劳作与耐心克服不了的。最高的山峦，可被填入随时都能容纳它们的山谷；在我们从未想过架桥之地，如今亦可架起桥梁。不妨回顾一下昔日罗马人的惊人业绩，尤其是他们建造的公路和水渠注188。一方面，想想其中一些公路是那么长、那么坚固，已被使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想想一个穷旅人，每走10英里就被一条收费公路（Turnpike）挡住去路，被强索一便士，供夏天修路之用，而尽人皆知，那些路上全是烂泥，至冬始干。365

    公众的生活便利，永远都应是公众关心的问题。任何城镇乃至整个国家的私利，都不应阻碍一个明显旨在改善全国的计划或发明。立法机关的每一个成员，只要知道其职责所在，并愿像聪明人那样行事，而不愿向邻人邀宠，至少都会利用全王国最少的资金，为其所辖之地谋求最明显的利益。

    我们自有物料，建造任何设施都既不缺石头，亦不缺木材，而若将人们每年自愿施与乞丐的钱（那些乞丐本不配得到那些钱）、每个主妇每年被迫付给教区穷人（他们或失业，或业非所长）的钱加在一起，便足以雇用数千人去工作。我提出这个办法，并非因为我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是只想表明：我们有足够的钱雇用大量劳工；我们也不像可能想象的那样，如此缺少此类资金。若承认一个士兵（他至少应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维持其气力和活力）能以6个便士活一天，我便想不出有何必要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付给日工16或18便士。366

    我知道，忧心忡忡的谨慎者一向珍视其自由，他们会大叫：我所说的大众若无稳定的收入、财产和权利，便会任人摆布。但我会回答他们：可以找到切实的手段，制定一些规章以约束劳工管理者；而国王或其他任何人也都不可能虐待臣民。

    我能预见：我在以上四五段所说的话，将招致我的许多读者的大量轻蔑与嘲笑，至少会被称作空中筑堡（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但它究竟是我之错还是他人之错，却是另一个问题。一国若是缺了公益精神（Publick Spirit），那就不但失去了与公益精神相伴的耐心，失去了一切坚定的思想，而且会变得心胸狭隘，一想到格外宏大之事，或必须长期方可完成之事，便觉痛苦，而又将一切高尚或崇高之事视为空想。凡是击溃或彻底驱除了大众愚昧之地，全民中都会杂乱地分布着还算有些知识的人，而自恋就会将知识（Knowledge）变为狡猾（Cunning），而一国越是狡猾盛行，其民众就越将其全部担忧、关注和勤奋固定于眼前，毫不考虑日后如何，或几乎不想下一代人会怎样。367

    若按韦如兰爵士注189的说法，狡猾乃是一种扭曲的智慧注190，那么，一出现这些征候，明智的立法者便应马上设法消除这种社会混乱，其最明显的表现如下：人们普遍蔑视有名无实的奖励；人人都想赚小钱、做速效的生意；怀疑一切，除了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一切，这样的人被看作最为谨慎；与他人打交道时，每每只遵循一个原则，即以魔鬼为后盾的邪恶原则；人们不肯种植橡树，因为橡树要生长150年才适合砍伐，而是愿意盖房，指望房子的寿命不超过12年或14年；人人都相信世事无定、人事多变；数学成了唯一值得学习的东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利用数学，不怕受到嘲笑；人们似乎在一件事情上最相信天意（Providence），那就是商人的破产。368

    公众有责任弥补社会的种种缺陷，首先是弥补最常被个人忽略的缺陷。矛盾更宜以矛盾化解，因此，立法机关应当建立一些伟业，它们必须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巨大劳动的成果，并使世人相信：立法机关的每一项举措，都是对下一代人的热切关怀。这样的范例，比匡正全民缺点的法规更有效。这将使王国中那些不稳定的天才和性情多变者稳定下来（或至少对此有所帮助），并记住一点：我们并非天生只为自己，而是能作为一种工具，它能使人们不那么不堪信任，能向人们灌输真正的爱国精神，能使人们亲切地关心一国之本，因为欲使一国壮大，这些精神就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必不可少。政府的形式会改变，宗教甚至语言亦会改变，但是，大不列颠或（倘若它同样可能失去这个名称）至少是英格兰却依然会存在，只要地球上还可能存在人类，英格兰便会存在下去。一切时代都因受惠于其先祖而尊重它们。一个基督徒，享用了只有圣彼得大教堂之城注191才有的众多泉水和丰富水道，若从未心怀感激地忆起异教的古罗马人（他们当年曾为建造它们而历尽千辛万苦），他便是个忘恩负义的卑鄙之徒。369

    当这个岛国遍布耕地，每一英寸土地都适于居住，都能使人获益，英国成了地球上最便利、最可人的地方，那么，其付出的一切成本和劳动，便都得到了辉煌的报答：我们的后人受到了鼓舞，而心中燃烧着追求不朽的高尚热情和欲望、无比关心其国家进步的人们，也满意地安息，自此一两千年之后，他们仍会活在受益于其成就的数代人的记忆中，永享赞美。

    我本应在此结束这首思想狂想曲（Rhapsody），但又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它涉及本文的范围与主旨，它将证明：秩序良好的社会，有必要存在一部分愚昧者。我不能忽略这个观点，因为我要将它变得有利于我，而我若不对它做一番解释，它便很容易成为对我的有力反驳。当今俄国沙皇注192最值得称赞的品质，就是不倦地努力提高其臣民、使他们摆脱天生的愚昧，使俄国文明化。这是很多人的观点，我也在其中。但我们必须想想俄国人最缺的是什么，而不久前绝大部分俄国人还几乎是野兽。这位沙皇没有与俄国版图之广和百姓之众相适应的工匠和手艺人，俄国的真正进步需要他们，但他们既不够多，其行业也不够全，因此总地来说，他为了获得这些人而不遗余力。可是，这对我们这些为与之相反的疾病注193而苦恼的人有何教益呢？合理的政治之于社会，如同用药之术之于人类。任何医生，都不会以治疗失眠症的药方治疗嗜睡症（Lethargy），也不会用治疗糖尿病的药方治疗水肿病。总之，俄国的行家（Knowing Men）太少，而大不列颠的行家则太多了。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