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过了几分钟,就有一群人来到这条街上,他们是从共和国大街那儿过来的。他们集聚在人行道上,扯着嗓子说话。我听到说什么医生、警察、警长什么的,我就起床去窗户旁边看了。”
沙比隆此时难掩狂喜。
“您明白了吧,法官先生?沙吕听到了踏足声。刚才,他还对我确认还有一次闷闷的声响,就像一具尸体倒在人行道上的声音。说呀,沙吕,重复你刚才说的话。”
“没错。”
“也就是说,案发后,有一个人朝共和国大街的方向,也就是邮政咖啡馆的方向去了。我还有别的证人可以证明,那时候咖啡馆里有哪些客人。十点十分,韦尔努大夫进到咖啡馆,什么都没说,就往电话亭走。他讲完电话后,看见杰斯埃医生在打牌,就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什么。然后杰斯埃跟其他人宣布说刚才发生了一个案子,然后大家一起急着到外头。”
麦格雷凝视朋友沙博,后者的脸部表情已然怔结。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调查员激动而又快乐地继续说,好像这是他的私人恩怨,“根据韦尔努大夫所言,他看见一具快冰冷的尸体躺在人行道上,于是往邮政咖啡馆那儿去,要打电话给警察。如果真相如他所说,那街上应该有两次脚步声,凶手一次,他一次,而沙吕没有睡觉,应该都能听见。”
他没敢此刻就表现出胜利的喜悦,但旁人轻易就能感受到他的兴奋溢于言表。
“沙吕没有犯罪记录,是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他没有任何理由编造一个故事。”
法官再次看向麦格雷,希望他能讲几句,但麦格雷仍然拒绝开口。于是,办公室里有了一段较长的沉默。法官已经在气势上输了,他在自己面前的一份文件上用铅笔圈画了几个字,再抬起头的时候,神色凝重。
“那您结婚了吗,沙吕先生?”他声音低沉地问。
“当然,先生。”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很浓。沙吕也面色严峻,声音生硬。他好像打算挑战一下否认他证词的司法官员的底线。
“孩子呢?”
“没有。”
“您妻子昨晚上跟您在一起吗?”
“在一张床上。”
“她睡着了吗?”
“是。”
“你们是在同一时间上床的?”
“只要我没有太多作业要批改,我们一贯都是如此。昨天是周五,我完全没有作业要批改。”
“您和妻子具体是在几点上床的?”
“九点半,也许还要晚几分钟。”
“你们总是这么早就睡觉吗?”
“我们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享受着赋予所有法兰西人民的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的自由。”
一直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的麦格雷敢打赌,这人一定热衷于政治,属于某个左派团体,还是大家所谓的积极分子。他还是那种会在游行阵列中行进的人,会在大小集会上发言的人,会往人家邮箱塞宣传册的人,会不管警察指令、只按自己标准来的人。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是九点三十分睡下的,那我想之后你们就睡着了?”
“我们又说了十来分钟的话。”
“也就是说,时间到了九点四十分。那时你们二位都睡着了吗?”
“我妻子睡了。”
“那您呢?”
“我没有。我的睡眠一向有点问题。”
“所以,您听到距离您家三十米远的人行道上有动静时,还没睡着喽?”
“正是如此。”
“您完全没有睡着?”
“完全没有睡着。”
“您完全清醒着?”
“足够清醒,听得到脚步声和身体倒地声。”
“那时在下雨吗?”
“是的。”
“您家楼上还有别的楼层吗?”
“没有了。我们住在三楼了。”
“您应该听得到屋顶上的雨滴声吧?”
“开始时听得到,后来就没再注意了。”
“房檐上有排水声吗?”
“当然有。”
“这样说来,您听到的一些动静,会不会就是雨水制造出的这些声响?”
“流水声和踏步声以及身体倒下的声音区别还是很大的。”
法官仍然没有放弃。
“您不感到好奇,不想爬起来看看?”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在离邮政咖啡馆不远的地方。”
“我没明白。”
“晚上时常有喝多了的人走过我家门前,有些人会躺倒在人行道上。”
“就那样躺在那里?”
沙吕一时回答不出来。
“您既然说听到了人踏步的声音,我想您当时应该觉得街上不止一个人吧,至少有两个吧?”
“看各人怎么想吧。”
“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往共和国大街的方向去了。是这样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您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命案,所以起码有两个人。我说的,您能理解吗?”
“这不是难事。”
“但您只听到有一个人离开了?”
“我是这么说的。”
“您又是什么时候听到他们到达现场的呢?他们是一起到的吗?他们是从共和国大街过来的,还是从战神广场那儿?”
沙比隆耸了耸肩。埃米尔·沙吕沉思着,眼神决绝。
“我没有听见他们到这里。”
“可您不曾设想过受害者和凶手在雨里待了一段时间,凶手一直等待时机到了去杀了另一个吗?”
教师慢慢攥紧拳头。
“这就是您得出的结论吗?”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明白。”
“你们圈子里的人要是被起诉,你会觉得很棘手吧?可是您问的问题站不住脚。我根本没有必要在谁走过人行道时都竖起耳朵听着。”
“但————”
“让我蹚这摊浑水之前,请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听到踩踏声音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注意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之前没有注意外面的动静,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
“所以您能确定的就是,从遇害者尸体倒在人行道上,到那些人从邮政咖啡馆出来到达现场,街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连个脚步声都没有。”
“您知道这个声明事关重大吗?”
“我不是主动来这里的。是调查员来问我的。”
“在警员询问您之前,您没有意识到您的证词的意义吗?”
“我并不知道韦尔努医生的陈述是怎样。”
“谁跟您说什么陈述了?韦尔努医生从没有被问询过。”
“那就是我不知道他讲了那些话。”
“调查员对您说的那些?”
“是。”
“您明白他说的话?”
“是。”
“那我想您应该很满意自己将会引发的反应吧?您对韦尔努一家抱有反感吗?”
“他们,以及与他们相近的所有人,我都讨厌。”
“您在平时的言论中会尤其针对他们吗?”
“是有过。”
法官脸色异常冷峻,朝沙比隆转过头去。
“他妻子确认过他说的话?”
“一部分。我没有带她来,她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呢,我可以去找她来。他们是在九点半上床睡觉的。这一点她可以肯定,因为她每天晚上都会设定闹钟。他们说了会儿话。然后她就睡着了,后来她又醒了,因为她觉得丈夫不在旁边。她看见丈夫站在窗户前。这时候是十点一刻,一群人已经围在尸体周围。”
“他们俩都没有下楼去?”
“没有。”
“他们不好奇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将窗户打开了一点,听见有人说高毕耶被砸死了。”
沙博已经避免看麦格雷好久了,看上去很受挫。他已经没有了自信,但又问了几个问题:
“有其他居民可以佐证他的证言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您已经都询问过了?”
“把今天早上在家的都问过了。有些人已经出门工作去了。有两三个昨天晚上去了电影院,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沙博面向教员。
“您认识韦尔努医生吗?”
“我没有跟他说过话,如果您是这个意思的话。我跟所有人一样,经常在街上碰见他。我知道他是谁。”
“那您对他没有特别的憎恨吧?”
“我已经回答过您了。”
“您有没有被追究过什么法律责任?”
“我是被逮捕过不下十二次,但都是因为参与政治活动,在拘留所里待一夜就会被放了,当然,少不了被痛扁一顿。”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您打算维持现有声明吗?”
“是的,即便它让您不快。”
“我并不重要。”
“您的那些朋友重要。”
“您对自己昨日晚间所听到了什么真的相当确定,不能有一丝疑惑吗?因为你的话可能会将一个人送进重刑监狱或者绞刑架上。”
“杀人的不是我。这个凶手毫不犹豫地就杀掉了寡妇吉邦和可怜虫高毕耶。”
“您忘了还有罗伯特·德·古尔松。”
“这位,关我屁————”
“那么,我现在叫来一位书记官,他会记录下您的证词。”
“随您的便。”
“我们接下来会听听您妻子的证言。”
“她不会说跟我相反的话。”
沙博已经伸手去摸办公桌上那个电子传达铃了。此时,大家听到几乎已被遗忘的麦格雷慢悠悠地问:
“您被失眠症困扰吗,沙吕先生?”
教员猛然回过头去。
“您想要暗示什么吗?”
“什么也不暗示。我只是在想,您刚才说到您入睡困难,所以您九点半上床了,但十点时还醒着。”
“我失眠很多年了。”
“您看过医生吗?”
“我不喜欢医生。”
“那您吃过什么药吗?”
“我吃片剂。”
“每天吗?”
“这违法吗?”
“您昨天睡觉前吃药了吗?”
“我吃了两片,跟平时一样。”
看着朋友沙博又活了过来,好像枯木逢春,麦格雷差点笑出来。法官本人急不可耐,想要重新掌控这场询问峰回路转后的方向和节奏。
“您为什么没跟我们说您服用了安眠药?”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呀,而且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妻子吃泻药的时候,我也应该告诉你们喽?”
“您在九点三十分时,服了两粒药片吗?”
“是。”
“您在十点十分时还没有睡着?”
“没有。您要是经常用这些药,就该知道,这些药吃久了,它们就几乎没有效果了。刚开始,一粒药就足够了。现在呢,我吃了两片,还得过半个多小时才有睡意。”
“也就是说,您听到街上有动静时,可能已经昏昏欲睡了?”
“我没睡着。我要是睡着了,什么都听不见。”
“但您也许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您当时想到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您能发誓您当时十分清醒,并非处于睡意矇眬的状态吗?好好考虑我的问题。做伪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我没在睡觉。”
这个男人从本质来讲是诚实的。他一定非常高兴自己能够扳倒韦尔努集团的一位成员,他带着极其兴奋、狂喜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此刻,看到到手的胜利即将从指缝间溜走,他仍然试图拼一下。谁知道有没有侥幸的事呢。但他又不敢撒谎。
他哀伤地看向麦格雷,但眼神中并没有怒意。他像是在说:
“干吗揭穿我,你不是不跟他们一伙吗?”
法官倒是看准了时机。
“假设您服用的药剂开始起作用了,但您也没有完全睡着,还听得到外面街上的动静。您半睡半醒,没有听到谋杀发生前的脚步声。只有着急的踏步声,身体倒地的声音才足以唤醒您的意识。脚步声渐渐远去后,您是不是也有可能继续昏昏沉沉了呢?您都没有在第一时间起来。您也没有唤醒妻子。您跟我们说过,您没有多想,好像那一切发生在离您很远的地方。一直到有一群人在人行道上扯着嗓子说话,您才完全清醒过来。”
沙吕直直肩膀,又任其耷下,一副死乞白赖的样子。
“我早该料到的。”他说。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您和您的同党————”
沙博没再往下听,对沙比隆说:
“还是给他录一份口供吧。我今天下午听听他妻子怎么说。”
屋里只剩下麦格雷还有法官。法官在记录什么。整整五分钟后,他没有抬头看麦格雷,小心翼翼地说:
“我要谢谢你。”
麦格雷往前推了推烟斗,嘟哝道:
“这有什么好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