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黄道周的理学思想

    第一节　黄道周的生平和理学倾向

    黄道周（公元1585——1646年）字幼平（一作幼元），漳浦（今福建漳浦县）人。学者称石斋先生，谥忠烈。

    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前期（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

    从出生到三十七岁中进士前，为黄道周的求学和开始著述时期。由于黄道周家境贫寒，无力延请名师，幼年多出于家教。“七岁读父书，过目成诵”，后又随伯兄切磋，“凡数年，自经传子籍，旁及诗、赋、声律、铅汞、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元览焉”（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 。年十四，“便慨然有四方之志”（《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 ，“时时挟策远游”（《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诸儒学案·黄道周传》） 。“闻博罗有韩大夫贤而好士，其家多异书。一日杖策行，遂造焉。大夫与之语而大悦，曰：‘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因留与诸子处，遂得尽观所未见书，俱录以归”（《黄漳浦集》卷首《黄子传》） ，可见其好学精神。年十七八，治律吕，作畴象，对天文历象以及音律之学发生了兴趣。年十九、年二十，关心国事，“献《时事策》以干藩臬”，“往阙下上书不果”，“知王道之难行也”（《漳浦黄先生年谱》） 。年二十五，著《易本象》八卷，试图“明天人之际”（同上） ，从此开始了对《周易》象数之学的研究和著述。年二十六，黄道周曾过郑，观察天象，有人问他：“北极有处中天否？”“表影有处侧南否？”黄皆答不知。归来后，乃至于“愧恨不食”。此事对他教育极深，知道做学问不能满足于书本知识，还须注意验算观测。从此，他夜持竹几坐中庭，如此两年，“乃知南北中分、阴阳赢缩之说”（同上） 。而后，他在撰著《三易洞玑》的过程中，也“昼则布算，夜测分野”（同上） 。黄道周这种刻苦求学的精神，为他后来成为儒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

    这阶段，是黄道周从政和讲学、著述的时期。天启二年，黄道周三十八岁，中了进士。是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虐焰方炽”。黄道周与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共劾魏党”（见《漳浦先生年谱》和《黄漳浦集》卷首《黄子传》）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黄道周授翰林院编修，为经筵展书官。按旧例，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宜有此，独以平步进。魏忠贤目摄之，不能难也”（同上《黄子传》） 。越二年，东林党人周起元被阉党迫害下狱，黄道周“在家倾凑得数千金随众捐助”，进行营救。同年，其母病故，在家守墓，并继续撰著《三易洞玑》。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书成，是冬“辞墓出山”。翌年，四月返都，未几，又与科臣熊德阳同赴浙江，因严正公平，“凡诸请托幸窦一时俱塞”，权贵子弟多为“侧目”（同上） 。是时，“小人恨钱龙锡之定逆案，借袁崇焕边事以陷之，下狱论死”（《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诸儒学案·黄道周传》） ，“廷臣无复言者”（《漳浦黄先生年谱》） 。道周刚直敢言，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春连上三疏，“救故相钱龙锡”，“龙锡得减死”（《明史》本传） 。翌年正月，道周“遘疾求去”，又为朝政担忧，临行再次上疏。疏曰：“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同上） 。因言《易》数以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帝益不怿”，遂削籍为民。二月出都，秋至杭州，讲学于大涤书院。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黄道周在家乡与“诸弟子相从讲论”，“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著《懿畜》前后编，表彰自东汉末诸葛亮至明代杨文贞等中兴有为之臣，以表革新朝政之志。正如其弟子庄起俦所说：“是可以窥先生微意之所存也”（《漳浦黄先生年谱》） 。是年五月，又讲学于紫阳书院，凡与学生之疑难答问，后来汇集为《榕坛问业》一书。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黄道周起补原官。是年，编著《博物典汇》二十卷。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升任少詹事，充经筵日讲官。次年六月，黄道周上疏弹劾宠臣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崇祯帝召对时，黄道周又“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直声震天下”（《黄漳浦集》卷首《黄子传》） 。旋又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即离都返乡。是年，撰《孝经大传》成。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推荐地方人才，对道周赞扬备至，崇祯帝疑为结党，“责以党邪乱政”（《明史》本传） ，一并逮捕入京，廷杖八十，下刑部西库狱，将杀之。户部主事叶廷秀、太学生涂仲吉相继申救，亦被株连入狱。黄道周在狱中仍坚持《周易》象数学的研究，撰写《易象正》。时值方以智之父方孔炤（仁植）也关押在同一狱中，“自言诠《易》三世，未毕此理，见先生（指黄道周）所著片字落纸，辄观玩不已，曰：‘吾虽不及次公，宁怖夕死遽坠朝闻乎’”（《漳浦黄先生年谱》） ！后来，黄道周又被转押至北寺牢狱。他在西库狱中未完稿的《大象十二图》（《易象正》的一部分）即为方孔炤“掇拾收藏”。可知，黄道周的《周易》象数学，对方孔炤所著《周易时论》当有所影响。该书“讲象数，穷极幽渺，与当时黄道周、董说诸家相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十二月，黄道周谪戍广西。越年秋，复原官，以病归，居家著述；《孝经集传》《坊记表记集传》成。

    （三）晚期（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

    这阶段，是黄道周抗清而至壮烈献身时期。崇祯十七年三月，清军入京。五月，南都诸臣拥立福王之子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由马士英把持的南明政府昏庸无能，虽表面提升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但并不赋予实权。道周所进“九策”，一无所用。此后朝政日非，名臣刘宗周、姜曰广、高宏图等相继离去。黄道周亦无所事事。

    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三月，黄道周被派去祭告禹陵，临行又陈进取策，仍不见用。五月，南京陷落，弘光政府崩溃。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黄道周被委以武英殿大学士之重任。是时，国势衰微，加之政权被郑芝龙把持并企图投降。黄道周不愿坐以待毙，请求自赴江西，以图恢复。他在奏疏中说：“江西多臣门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者，且可连杨廷麟、何腾蛟为进取计。”这时，虽杨廷麟以大学士据守赣南，何腾蛟以湖广总督节制长江中游，然大势已去。他的恢复计划尽管用心良苦，却毫无实现的可能。七月，他率同部下和门人共一千余人，从福州北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战败，被执至江宁（南京）”，“抗节不屈”（《明史》本传） 。黄道周遂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三月就义于南京东华门外，时年六十二。随同就义的还有他的学生赖继谨、赵士超、毛至洁、蔡春溶等。

    综上所述，黄道周自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进入仕途至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就义，前后二十余载，历经三次被革，受尽发配、囹圄之苦，以至险遭冤杀。正如他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于狱中上书所言：“臣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漳浦黄先生年谱》） 。究其原因，在于他是封建时代的正直士大夫，严操守、重气节、刚直敢言，所陈时政切中时弊，“公卿多畏而忌之”。而崇祯帝刚愎自用，更是难以任贤从谏。时代决定了黄道周的悲剧命运。

    黄道周在学术方面并无直接师承。除居官外，一生精力主要从事著述、讲学，“海内从之问业者”达几千人，史称“学贯古今”。他著述宏富，约四十余种，近二百卷，至百万言。以论《易》较多，受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影响，注重象数。黄道周的思想体系比较复杂，在理学思想方面，基本倾向朱学，但他也调和朱、陆，如他在《朱陆刊疑》一文中说：“用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剂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黄漳浦集》卷三十） ？在《子静直指》一文中又以为“阳明全是濂溪学问，做出事功”（同上） 。他在自然观、认识论等方面对理学传统又有背离，黄道周的著作，现在通常能见到的汇编本有《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和《黄漳浦集》。

    第二节　黄道周的自然观

    黄道周学问渊博，一生尤喜研讨《易》学，“上推天道，下验人事”（同上卷二十） ，精于天文历数。在他所著《博物典汇》一书中，他总结了以往天文、历象和历代典章制度的知识，后人评论此书为“萃三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之至精，补三书之未及，约而该、博而有要”（蔡方炳《重订博物典汇序》） 。

    他的自然观主要来自《周易》和《洪范》《月令》中的阴阳五行说以及东汉张衡的浑天说。黄道周以“气”为构成万物之基本要素。他说：“阴阳者，天地之气；五行者，天地之质。气质具而性命行乎其中”（《石斋先生经传·洪范明义·叙畴章》） 。他把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看作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元素。但从本体论来说，他还是强调作为阴阳二气的“太极”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说：

    盖天以二气五行化生万物……性命之原，本于太极。（《石斋先生经传·洪范明义·访箕章》）

    太极与阴阳，总是一个。（《榕坛问业》卷十四）

    黄道周把“太极”看作是阴阳二气，是脱胎于《周易》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观点。所谓“两仪”，即是由“太极”所生成的天地，也就是黄道周所说的“阴阳者，天地之气”。他强调有了阴阳之气，才有天地的形成和人类万物的产生，也才出现了“时有寒暑”“日有昼夜”等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积成自然、序数可别”（《榕坛问业》卷六） 的变化规律。这说明黄道周的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把“气”（“太极”）作为宇宙的本体。

    黄道周正是在以“气”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上，接受了张衡的浑天说，并运用浑天说的观点来解析地球和天上其他星球不坠的原因。他赞同后期浑天说把大地看作是个宇宙空间的圆球的理论。他说：

    天之形状如鸡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犹卵之裹黄，圆如弹丸，刚气围合，包络凝固不散。大地孤悬虚空而无坠陷于此，天上之星辰河汉悬空不坠，亦以此。（《博物典汇》卷一）

    黄道周的上述见解，已经突破了张衡关于地球“载水而浮”（《浑天仪图注》） 的浑天说，继承和发展了宣夜说和后期浑天说的观点，认为地球和其他星球之所以不坠，是由于它们都悬浮于空气之中，“刚气围合，包络凝固不散。”他又进而用张载“地在气中”（《正蒙·参两篇》） 而不坠的观点来说明浮悬于空中的其他星球。

    此外，黄道周注意吸取自然科学的成果，对一些自然现象的变化，加以解释。如月亮盈亏的问题，是自古以来哲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黄道周很赞赏宋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因为他运用实验方法来验证月亮盈亏的科学道理。黄道周说：

    惟沈括之说，乃为得之。盖括之言曰：月本无光，犹一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渐满。大抵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也。（《博物典汇》卷一）

    这就科学而形象地说明了月亮盈亏的自然现象，它和太阳光照耀的位相变化相关，从而驳斥了有神论的臆说。黄道周还根据沈括的科学观点，指出：把月亮盈亏归之月亮的所谓“死而复育”的“历家旧说”是不对的，并且认为“世俗桂树蛙兔之说”是不可信的。

    黄道周在弄明月亮盈亏的科学道理的基础上，力求对潮汐发生的自然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潮汐的涨落与月亮的盈亏有直接关系。他说：“江海之水，朝生为潮，夕至为汐。阴阳消息，晦朔弦望，潮汐应焉”（同上卷二） 。他关于潮汐随月球运动而变化的思想，不仅唯物地解释了潮汐现象的发生，而且驳斥了有关这方面的迷信观念。如他指出：“《山海经》则失之诞”，“以为海?出入之度”，“浮屠书（指佛教书籍）则失之怪”，“以为龙神之变化”（同上） 。又说，像卢肇在《海潮赋》中所说的，以为“日出于潮，冲击而成”，则“失之凿”（同上） 。

    此外，他还用阳气的升降来说明一年四季天气寒暑和植物生长凋枯的变化。他说：

    寒、暑、凉、热皆由日道所生。日道向北，阳气渐升；日道向南，阳气渐降。……大抵寒、暑、凉、热，犹之命运盛衰。……阳气充周，则百草滋生、万物暖燠。……阳气障谢，则百草凋枯、万物冻折。非有一阴物当头与日对抗，如黑光之于羲影也。（《榕坛问业》卷六）

    日运南北，以为寒暑。（《黄漳浦集》卷二十九《易象正序例》）

    黄道周所谓的“日道所生”或阳气的升降，近似于今天自然科学所说的太阳光照的程度，它对天气寒热和植物生长的变化确实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就排除了类似“阴物当头”的神怪臆说。

    黄道周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他认为：“日往月来，寒暑往来，明推岁成，此即是天之命”（《榕坛问业》卷八） 。他把“天命”解释成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否认有任何能预知未来的、所谓知天命的人和事。有一次，他的学生王千里问他：邵雍“闻洛阳杜鹃便知天下将乱，岂不是知命消息”（同上卷七） ？他立即回答说：“熙宁去靖康尚六七十年，岂有禽鸟得气预道六七十年的事？南北话头，徒开痴病，尧夫（即邵雍）饶舌不宜到此也”（同上） ！因此，黄道周分析人之命运，也不从固有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传统观念出发，而是从人所处之地位和所讲求的利害得失的方面加以分析。他认为，“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边”，所以“有气数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虚一边”，所以“无得失当否之虑”（同上） 。这种分析，固然不很科学，但却冲破了天命论的思想禁锢，而以人的地位、得失言命，这多少接触到人世间的现实。

    第三节　黄道周的《易》学思想

    黄道周一生对《易》学十分关注。他的《易》学思想主要是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然而，又因他“上推天道、下验人事”，从积极方面吸收了《周易》中朴素的自然观点，因而颇有可贵之处。概括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强调治《易》要“推明天地、本于自然”

    黄道周认为，《易》理是对日、月、天地等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因而治《易》就得如实反映日、月、天地的自然形态及其变化规律；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易》学。他说：

    凡易，本于日月、与天地相似；其有不准于天地、本于日月者，非易也。天地之用，托于日、月，日运南北以为寒暑，月行迟疾以为朔望，气周象躔，或盈或虚，各以其节，积久而合，纤毫秒忽不可废也。（《黄漳浦集》卷二十九《易象正序例》）

    黄道周之所以强调治《易》要“本于日月”“准于天地”，是因为“天地悬象莫大于日月”，有了日月，才有水、火、山、泽、风、雷等自然物的产生和变化，所以他根据古训把“易”说成是“日月之谓也”。他说：

    天地悬象莫大于日月，有日月而后有水火，有水火而后有山泽，有山泽而后有风雷。水火生于日月，风雷发于山泽。日月不明，山泽不灵。故“易”者，日月之谓也。（同上卷二十《大象十二图序》）

    他认为：“易”就是日月的自然之理，是对太阳、月球的作用和其变化规律的表述；因此，治《易》者当然要以“天道为经”“日月为本”（同上卷二十九《易象正序例》） 。对于那些轻视自然之道的“世之谈《易》者”，黄道周认为只是“略举阴阳、粗明气象而已”，并批评这些人“专谈理义以为性命”（同上） 的倾向。

    二、强调治《易》要摆正理、象、数三者的辩证关系

    关于“理”“象”“数”三者的关系，黄道周做了如下的论述：

    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象、数，是三要事。（同上卷二十九《三易指归》）

    日、月、星辰之行，可皆一理，理皆一象，象皆一数。（同上）

    凡易之必有图象数度，犹人身之必有腑脏肢体。因形测脉，因脉测理，不知形色而谈天性，犹未有人身而言至命也。（同上《易象正序例》）

    这说明他所谓的“理”，就是关于日月星辰运行变化的自然法则；他所谓的“象”和“数”，就是构成“理”这个关于日月星辰运行变化的自然法则的具体形态和度、量。“理”“象”“数”三者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黄道周还以人的身体结构之完整为例，形象地说明理、象、数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所谓“不知形色而谈天性，犹未有人身而言至命也”（同上） 。这正是为了说明不能离开象、数而言理。故他强调“理者，象、数所为终始也”（同上） ，“蔽象则邪，蔽理则晦”（同上《易本象序例》） 。

    黄道周批驳了北宋理学家邵雍的所谓“天下之数起于理”（《邵子全书》卷六《观物外篇》下） 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理”在邵雍的《易》学中，是和作为精神本体的“太极”联系在一起的，“理”即“太极”。这样，“天下之数起于理”的“数”，显然就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量的关系的抽象，而是作为精神本体的所谓“理”（太极）的体现。他把“数”神秘化了。而在黄道周这里，则是将“数”看作是反映自然法则“理”的依据，即所谓“理皆一象，象皆一数”（《黄漳浦集》卷二十九《三易指归》） ，而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三、强调治《易》要吸取其“实测”精神

    黄道周把治《易》和治历法、定乐律相联系。他说：

    《易》之与历、历之与律，三者同用也。（《榕坛问业》卷十七）

    历有至理，皆出于《易》，历以《易》为本，以《春秋》为用。（《黄漳浦集》卷十四）

    声音唱和本之于律，律生于《易》，《易》中象数，岂可纤忽邮移。（《榕坛问业》卷十七）

    《易》、历、律的紧密相连，以至把《易》看作是历律之本，是治历法和定乐律的根据，这固然不尽正确。但是素来历法和乐律的制定，均要有天文观测和音律测定的数据。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治历必先测天的优良传统。黄道周按照治历必先测天原则，提出要注意观察天象，“昼则布算，夜测分野”（《漳浦黄先生年谱》） 。黄道周之所以崇尚浑天说，就是因为浑天说基本符合对于天象的观察和实测。他说：

    周髀（即盖天说）术数具存，考验天象，多所违失，惟浑天者，近得其情。（《博物典汇》卷一）

    考其制度之尽善而可为万世通行者，未有如浑天者也。故历代诸历非浑天不可作；黄赤等道之所出，非浑天不可测；其星宿以及躔度，非浑天不可考。是浑天之行于世也久矣。然设之崇台以候天象者，浑仪也，转之密室以与天行相符者，浑象也。仪以验之天，象以验之仪，二者不同，而为用则一，不可不参稽而互考也。（同上）

    黄道周还从“天道悠邈，运动无常”（同上） 的观点出发，认为天文观测会发现“每岁差一分五十秒”，所谓“其不能不差者，亦理势之所必至”（同上） ，是日月星辰运行的自然法则“理”之必然。他依此说明天道运行的变动，会直接影响人世历法的制定，而历法如不经常革新，即会造成历法计算的误差。因此，他得出“由古迄今，言天者凡几，而造历者尤非一家，终不能保其历之不变者，历法之不容不变也”（同上） 的结论，要求修订以元代《授时历》为基础的明代《大统历》。他还强调制订或修改历法均要贯彻“实测”精神，做到“随时窥测，以捄弊符轨”（同上） ，建议“择知历者，广集畴人子弟，于冬至前诣观象台，昼夜详测日影、黄道、赤道、中星等，日计月书，至来岁冬至，以验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躔月离之类”，以至“评定岁差，以成一代之制”（同上） 。就是说，要在“实测”的基础上制定或修改历法，“以治历明时”，以求大致符合日月星辰运行的变化规律，即所谓“敬天道而授人事者也”（同上） 。

    黄道周这种把“实测”作为治《易》、治历、定律的依据，讲求制历的准确性，这种思想是有价值的。黄道周属于《易》学中的象数派。由于他强调“实测”精神，而与汉儒京房以至宋儒邵雍等《易》学象数派不一样。他指斥汉儒“推步未通”，指斥邵雍在他的《皇极经世书》中“以岁月日时起‘元、会、运、世’”（同上） 的历算，纯属主观臆断而“非为实测”。他说：

    自汉以来，推步未通，皆除《坎》《离》《震》《兑》四卦，以为监司后余六十以准一期之卦。尧夫（即邵雍）不知其谬，别依岁历以十、十二相起，以岁月日时起‘元、会、运、世’，七、八、九、六宛转相因，推于声音，有字无字，只得影响，非为实测。一年之外，至于周甲少六十日以至三百日，可谓疏矣！三统四分，只是发丝不能尽合，遂至数年之外，交食尽差，岂可立大概之乘除，包千年之赢缩乎？（同上）

    上述三点，可以说是黄道周《易》学思想的积极方面，是他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映，也正是他与汉儒京房和宋儒邵雍等象数派的不同之处。

    但是，黄道周治《易》的另一目的，却与京房、邵雍等象数派一样，企图依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历代的治乱和社会伦理的关系，这就使他又步邵雍的后尘，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黄道周在他的研究《周易》象数学的代表作————《易象正》《三易洞玑》中，就试图...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