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

现，辞史而归。不久，杨廷麟守赣州抗清，任彭为湖西道，主持战守。廷麟死后，遂归隐躬耕。彭士望与魏禧相遇也在此时，一见投契，遂全家迁往宁都翠微峰。

    魏禧经常说“易堂畏友，吾以躬庵为第一”（《耻躬堂文钞》卷九《祭魏叔子文》） 。又说：“知世有伟人度外事，自交躬庵与林确斋（指林时益）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彭躬庵文集序》） 。

    “易堂九子”对理学有肯定之外，而更多的是对明代后期理学空疏不切实际的批评。以彭士望、魏禧为主，对晚明理学及其代表人物大都做了分析评论。

    陆麟书在《彭躬庵先生传》中说：

    大抵以阳明、念庵（罗洪先）之说为宗，而归于有实用可试诸行事。尝谓天下学者之病在于虚，经义气节旷达文章，进而至于理学、经济，皆虚病也。（《耻躬堂文钞》卷首）

    这里，彭士望认为，不但当时的理学，而且经义、文章、经济都有不切实际的虚病。

    魏禧在《彭躬庵文集序》中又说：

    徙家相就（指彭士望迁居宁都翠微峰），谈数十日夜，尝谓予数十年间天下之病，小人中于伪，君子中于虚。

    又亟称司马德操“儒生俗吏，不识时务”四言足与虞廷十六字相配。予惊以为奇论。

    司马德操即三国时向刘备推荐庞统、诸葛亮的司马徽。“儒生俗吏，不识时务”的下二句是“识时务者，是为俊杰”（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彭士望用来与理学家十六字心传比较，显有用以相代之意。

    这四句的含义，彭士望曾对他的学生们说：

    夫所谓时务，谓昨日之事不可施之今日，今日之事不可待之明日。彼人之事不可责之此人，此人之事不可责之他人。要在随宜变通，当机恰合。义精智老，乃为得之。（《耻躬堂文钞》卷十《别同学诸子》）

    这里指出对问题要具体对待，批评了一部分理学家死守旧制和不切实际。

    用彭士望的话来说，就是“每惜道学于义不精，滞于理。往往无识，不能通万物之情，遂以误天下，而归之于无用”（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在彭的诗中则有以下的评论：

    儒生不识时，诵读不论世，如医守成方，如匠执古制。世界一死局，岂复知活意？（同上卷十一《冬心诗》三十首之一）

    这与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谓“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是同样的见解。

    彭士望对学术的理想是“其真欲救之者，亦惟核名实，黜浮伪，专事功，省议论，毕力于有用之实学”（同上卷二《与宋未有书》） ，而检验的标准则是“莅官施政，惟观其便于民，利于君国，此其行断无可疑者矣”（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

    以此标准论，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可说是综核名实，专事功而欲有作为的，然而彭士望论张“峻狭满盈，无兼人量”，理由是“江陵（指张居正）不学无术”（同上《祝工科奏议序》） 。又说：

    近百余年，士大夫秽杂虚假，不可描画。隆、万之际，张太岳力惩之以综核名实，而才高识寡，峻狭自是，怨浮于恩，功不救过，以及于败，且蒙恶声焉。（同上卷二《与陈昌允 [2] 书》）

    可见，彭士望所理想的是既要通达时务，能表现事功，又要有实学和见识的人物。

    在彭士望的见解中，张居正有办事能力也反对虚伪，但过于揽权，又无学识，而学术与见识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彭士望着重批评了那些“秽杂虚假”，“有术无学”的“伪儒”。他说：

    天下治乱系于学术，未有学术不素具而足以有为于天下者也……后世之伪儒则有术而无学。（同上卷六《读书简要说序》）

    又说：

    令天下后世，知三百年（指明代）之治乱盛衰，以学术为升降，而邪伪之心害政遂以亡人国也。（同上卷五《内省斋文集序》）

    这里的“伪儒”不是指尹焞在《祭伊川文》中自述的“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的不切实际的儒生，也不是《甲申传信录》中所描写的“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的讲学家（均转引《存学编》卷二） ，而是近于李贽所指摘的“假道学”。用彭士望的话说，就是“其人比于猛兽奇鬼，而其言虽古圣贤无以过”（《耻躬堂文钞》卷五《内省斋文集序》） 。

    这些人在李贽眼中，举目皆是。这是易堂与李贽相同的一点。我们试为举例，其中包括嘉靖“大礼议”时的张聪、桂萼，天启时为魏忠贤建生祠立木主的大批人，崇祯时的温体仁、周延儒等东林党对立面。他们依附当权者，阿佞朋比，不惜歪曲儒家经典的原则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以达到猎取名利地位的目的。

    魏禧在《里言》中说：

    假道学则言清行浊，窃取高名，欺天罔人，坏乱天下心术。（《魏叔子文集》卷一）

    在魏此文之后，有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的同学恽日初评论一则如下：

    恽逊庵曰：假道学设身名利私欲中，正道学之一蠹。（同上）

    这些反映出易堂诸子反对假道学的立场。其言论反映出坚持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的“真理学”与放弃原则的“假道学”之争。从历史角度和整个文化思想史来看，易堂言论是可取的。

    彭士望说：

    方成（化）、弘（治）间，士大夫之言即其行，在辇毂（指中央）以及郡邑封疆（指地方）则为真经济，在野则为真理学。（《耻躬堂文钞》卷五《内省斋文集序》）

    隆、万以来则道学伪，启、祯以来则文章气节操守伪……其有不伪者，则虚美相高、徒慕曾参、孝己之行，而无益于天下安危之大计。（同上卷一《与方素北书》）

    对于伪和虚必需纠之以实和真，方能有用。彭士望又说：

    古人学问必求有用。有用之学非尽废读书也。须明理识时耳。明理则有益于身心，识时则有益于世务。（同上卷十《葑刍别同学诸子》）

    这是封建文化，也可说是儒家传统理想中对学者最高的要求。以这标准论，易堂诸子不是一概反对理学。当时江西两大理学家南丰谢文洊（字秋水，人称程山）、星子宋之盛（字未有，人称髻山），他们都倾向于王守仁与罗洪先的学说。彭士望、魏禧也与他们往还通信。程山重躬行实践，髻山重气节，曾编《江人事》为甲申以来抗义死节者立传。这些是易堂与他们互相推许的主要原因。

    彭士望、魏禧对王守仁有甚高评价，他说：

    文成出，世之讥道学为无用者间其口而气夺。知行合一正以救知不能行之弊。（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魏禧则说：

    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学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来儒者之耻。（《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蔡懋德传》） [3]

    这又一次说明，易堂学者所反对的是学术空虚的讲学家及沽名牟利的假道学，而肯定的则是学术事功兼备的儒者。

    对于整个宋明理学，他们并不全面否定，而是主要指摘其不能为有用之学。彭士望在《魏叔子五十一序》中说：

    汉人文章心术最为近古……其身心存察之工不及宋儒远甚。宋儒理学溯孔子以达尧、舜而无少悖……南宋诸贤以正心、诚意为经术，终无救于宗社，陈同甫（指陈亮）为之叹息。（《耻躬堂文钞》卷七）

    这是对于理学的总的评价，既肯定其总的理论原则，又认为理学未能达到有益于时代，有益于国家的要求。

    对一些理学人物所起作用，彭士望也有所分析。他曾做一历史的概括说：

    南宋崖门之役，张、陆（张世杰、陆秀夫）同时主臣无一人降者……三百年理学节义之报。（同上卷六《琼岛行诗序》）

    得宋儒而益彰者其明儒乎，其最烈者首见于逊国之际（指建文帝时，方孝孺等人之死）……逮后珰祸屡见，以及南巡（指正德帝）、大礼（指嘉靖帝）、权相（指张居正），矿税诸役，内外臣之无言责者犹舍生以争之，以拷询为甘饴，西市东厂及北寺为归宁之室。故明之儒不胜书，不徒在于区区诗歌揖让钟鸣击磬讲说之间。（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这里说明坚持儒家传统原则，当事情发展到极端时，不惜从容以身殉义。这里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如宋末、明末的抗敌与死难，也有在皇朝的内部坚持正统与名分之争，如永乐“靖难之役”中方孝孺与嘉靖“大礼议”中杨廷和等理学家的抗议。彭士望认为，这些都是理学家的成就而应加以肯定。

    今天看来，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是可取的，而坚持封建皇室的正统与名分已没有意义，说明历史在发展，社会道德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不能苛求于彭士望。

    彭士望甚至对吸收佛教思想的儒者，在当时被正统派视为异端的，由于其不虚伪掩饰，也加以推重。在《与陈昌允书》中，他说：

    宋时李伯纪（李纲）、张子韶（张九成）、赵元镇（赵鼎）猷为气节，卓犖一时，亦俱从禅入。数公胸中干净直截，不似人情欲掩饰，龌龊包裹，故其功业人品俱有可观。（同上卷二）

    对于朱、陆、薛、王等学术派别，则易堂与方以智一样，不偏执于一方，而主张调和一致。彭说：

    尝从阳明、念庵（罗洪先）二先生之书，以仰溯周、程、朱、陆诸先生之学，其源盖无不同者。（同上卷一《复宋未有书》）

    朱、陆、薛、王，共辅车也，互药病也。其意主于车之行，病之去。（同上）

    黄建在彭士望的《与谢约斋书》后，评论说：

    讲学偏执宗旨，欲人尊从，盛气争辨。此为意见，非穷理也。……平心读之，考亭、象山、阳明、念庵同归一致矣。（同上）

    以上可见彭士望不介入理学内部纷争的态度。他推重王守仁是因为王除学术外还有事功。与此同时，他也提出认为可以肯定的理学家。他认为：

    近代集大成者，必推阳明。而念庵、荆川（唐顺之）、泾阳（顾宪成）、定兴（鹿善继）诸公咸有其意。（同上卷七《魏叔子五十一序》）

    又说：

    近代理学惟阳明、念庵、泾阳及冀公惟乾（冀元亨）、史公玉池（史孟麟），又近惟鹿公伯顺（鹿善继）。……阳明用大类狂，念庵体坚类狷，泾阳学最正……鹿公真闇然者，更负经济才。（同上）

    其所提出人物中也非全属王学系统的。

    综上所述，可见以彭士望、魏禧为代表的易堂诸子，他们不全盘反对理学，对程、朱、陆、王，认为各有可取之处。他们并肯定了宋末、明末理学所倡导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气节。他们看到理学的正心、诚意、谈心说性无补于社会国家，尤其反对明代后期百年来理学的空虚不切实际，而主张实学与事功。易堂提出的见解早于颜李学派，也是与颜元全盘反理学的不同处。这便是易堂学术在明末清初理论界所表现的一个特色。

    易堂的另一特点是主张在学习中广交师友，通过交游互相规谏，增进学识。陆麟书在《彭躬庵先生传》中说彭士望“生平嗜朋友，海内宿望，结纳殆遍，其规谏过失，竦切深痛，而乐道人之善”（同上卷首） 。

    彭士望自称：

    士大夫之贤不肖，视师友之多寡。其师友之贤否，天下之安危、世道之污隆，于是乎系。（同上卷七《黄维辑进士五十序》）

    这说明交友对学术的重要性。他强调交友又不是结成朋党，他说：

    靖康、崇祯之季，党人既起，奄竖乘之，其离合胜负，俱足以败人国家。（同上卷五《祝工科奏疏序》）

    他认为即使顾宪成所倡起的东林也是“入附不择，借丛有徒。假经济之名，为富贵功名之实，而混然托处于道德之地”（同上） 。

    明末的党争是激烈的。事实上，东林中人才既多，又自命清流，当然也有一部分所谓“小人”混迹托处。东林既失败，后起的复社相沿东林的政治主张，范围更广，势力更大，不少人才皆出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黄宗羲、方以智在内。

    东林、复社的相继崛起，是社会动乱时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明末的政治学术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值得评论其功过。彭士望既主广交师友，又要求纯粹无瑕，实际上可能也只是一种理想。

    除交友外，易堂所注重的是教育、培养人才。

    魏禧的文集卷首称为《日录》。《日录》是指“平日所闻师友教诲，与古人嘉言懿行有得于心者，逐日记录，以之诏诸门人弟子。”

    《日录》分《里言》《杂说》《史论》三卷。谢文洊在《日录》序中称“《日录》三篇盖坐可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有所裨益”。作为一个理学家，谢文洊序中又说：“其书于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无好尽之过。”

    事实上，不谈空洞的“心性大本”正是易堂的特点。至于“不无好尽之过”，说明易堂对门人弟子谆谆告诫，毫无保留。

    魏禧在著名的《答南丰李作谋书》中提出教育人才的要求是：“恢弘其志气，砥砺其实用……孜孜然博览古今之故，亲明师良友以讲求之。”其目的是“然后使之任一职则必称，为一事则必成”（《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六） 。其后，李作谋早卒，魏禧往程山哭于其家，作《告李作谋墓文》，感到失去人才的悲痛。

    关于培养人才，魏禧反对科举用八股文。他说：

    以八股可观德则奸伪辈出，以八股可征才则迂陋已甚。（同上卷二《杂说》）

    他的主张是“变八股，制论策，使人得尽其才，适于实用”（同上外篇卷三《制科策》中） 。颜元在《存治篇·重征举》中说：“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观之宋、明，深可悲夫。”其论八股文与易堂是一致的。

    在彭士望的《葑刍别同学诸子》中提出教育人才要始于幼年并选择良师。他说：

    盖人生学术邪正，系于童蒙，童蒙之养，系于师傅。君相之所以治乱天下，恃此辈童子与先生数人而已。苟泛然择师而不知尊敬，训童子惟举业与科名，天下乱实由于此。（《耻躬堂文钞》卷十）

    对于人才的发现与使用，彭士望在《与顾景范（顾祖禹）书》中提出应当用人之长：

    今日人才如龟毛兔角。遍究当世，得逾不易。吾辈见到处，切莫放过。最上表章之，次交连之，又次造就之。要当成其所长，去其所短，知其长中之短，用其短中之长，而后天下无弃才。……此古今圣哲御世之大略也。（同上卷四）

    魏禧也说：

    知人者必尽知其短然后可用人，用人者取其所长，则其短无害也。（《魏叔子文集》卷一《里言》）

    这虽是一般的用人方法，但反映出易堂学者对人才的关切，也说明了易堂学者对社会国家的关切，这是他们的学术方向。

    易堂诸子都是参加过实际社会活动或是远游南北，体察民物的。

    彭士望与林时益初来宁都与三魏相识，时在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魏禧年二十二岁。前一年甲申之变（公元1644年）魏禧曾与曾庭遴共谋起义兵而未果。彭士望时年三十六，正因佐杨廷麟在赣州反清失败而归南昌。林时益本是明朝宗室，时年二十八，原姓朱名议霶，字中霖。魏禧在《朱中尉传》中称其“年少特以贤名，四方豪杰士多从之游”（《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

    清兵下九江，朱与彭士望走建昌，后彭士望三至宁都与魏禧定交，彭、朱两家遂迁至宁都翠微峰，而朱改名林时益，字确斋。

    由上可见，他们都在从事反清失败后，始相聚一处，躬耕隐居，而不出仕。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魏禧被荐举“博学宏词科”，他借口推托不应。这些都说明易堂中人对新朝廷的不合作态度。

    问题在于他们有志用世，反对空谈讲学，积极关心教育培养人才，但是却与当时掌握政权的清政府抱不合作态度。一方面这可理解为易堂学者为了保持和继承传统的文化，使不失坠，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继往开来”，所以自觉地担负关心学术与培养人才的任务；另一方面这可认为他们的关心事务与广交师友活动中还潜藏着反清复明的动机。

    从当时的时局来看，在顺治及康熙初年，清室政权并未稳定。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郑成功军从海上攻至镇江，遥祭明孝陵，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张煌言军深入安徽南部徽州、宁国一带。西南的农民军余部也有活动。

    康熙初年，三藩与清政府貌合神离。撤藩后，吴三桂军攻入湖南、江西。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吴军占据江西吉安，这便是五年前方以智所居的青原山所在地，而此时成为清、吴两军对峙的前线。

    魏禧在《丙辰九月避兵过亦庵礼药地大师爪发塔有作呈中公兼寄令子素北》 [4] 五言古诗中云：

    仓黄过亦庵，炮声彻两耳……信步转回廊，遗塔俨然在。惊视再拜兴，泪落滴阶戺。可惜双眼睛，未及见斯事……我闻志气人，苍天莫能死。谁云松柏下，潜寐永不起……（同上卷四）

    诗意含蓄。“未及见斯事”的“事”，当指三藩反清。魏禧认为这正是一个时机，而方以智未及见到是可惜的。

    再引一事为证。梁份字质人，南丰人，是彭士望和魏禧的门人，著《怀葛堂文集》，也是易堂一流倜傥有志的学者。梁的友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称他“留心边事，遍历河西地……著《西陲今略》凡数十卷，果有用之奇书也”（《广阳杂记》卷二，清末潘刻本） 。

    康熙十五年，梁份时年三十八，清军与吴三桂在湘、赣作战时，《广阳杂记》记当时情况如下：

    梁质人自江西为韩非，（“韩非”二字如非刻讹，则似指说客之类）有求援三桂之意。先败安王（指清军统帅和硕安亲王）而后援吉安，订于三月初一日合围。（三桂）留质人曰：汝于壁上观吾军容，归以语东方诸豪杰也。（同上）

    如果刘继庄这一段记录属实，再结合上引魏禧诗惋惜方以智未能见及此事；那么，易堂诸人的心志是很明显的。

    于此可见，清初遗民都抱有反清意识，即使无实际活动，而希图恢复的愿望是存在着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或理学家“夷夏之防”的思想传统。恢复的志愿是方以智与“易堂九子”交往亲切、互相期许的基础，也是易堂中人关心时务，广事交游，培养人才冀能一旦用世的原因。

    然而不及数年，三藩平定。林时益、魏禧先后去世，彭士望也年老隐居，凭著作以传世。时过境迁，这一段遗民的陈迹只能从留存的著作中钩索其概况。

    综合上述易堂诸子对理学的评论以及他们与理学的渊源，大致如下：

    一、易堂学人不属于理学家范畴，但与理学有联系。他们不反对程、朱，并认为朱、陆、薛、王可以互相补正。又指出宋、明以来理学的空虚无裨实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揭露了晚明一百年来理学流派中“君子”的“虚”与“小人”的“伪”，以导致亡国。事实上，他们的批评说明了理学的走向没落。

    二、易堂学人的思想方法不是理学家的静坐论学而是从实际出发，重申“儒生俗士，不识时务，识时务者，是为俊杰”的论点。他们评论《左传》《史》《汉》《资治通鉴》 [5] ，认为天下之治乱系于学术，主张经世之学，广交师友，培育人才。他们与颜李学派在务实上有共同处。政治见解主要是通达时务，较颜元的恢复井田等理想又高出一筹。

    三、易堂学人与明末清初大部分士大夫和理学家一样，在不同程度上抱着遗民思想。这些人或是死难殉节，或祝发为僧，或隐居教学，志节皎然。彭士望率学生躬耕种菜，种茶转运以谋生。魏禧不就博学鸿词科而鬻文自给。他们并非标榜清高，而是在清室未稳定前尚有反清复明思想。其思想根源仍是理学所倡导的民族气节，或是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

    * * *

    [1] 见晁说之《晁氏客语》《宋元学案·景迂学案》转引此条。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中也有此语，字句全同，下加“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一句。究系晁说、程说，待考。

    [2] 自注：名鼎新，泰宁人。

    [3] 蔡懋德，万历进士，也是王学学者，明末在山西死节。

    [4] 中公即中千贤公（名中千兴贤），见《泰和县志》卷二十八，又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童氏禹贡遗书序》。中千兴贤俗姓童，是方以智晚年最亲近的弟子。素北即方以智幼子方中履。亦庵即彭士望《首山濯楼记》所记的濯楼，是方以智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粤难事发，被逮之地。

    [5] 魏禧著《左传经世》，自序称：“若于古人经世大用，左氏隐而未发之旨，薄有所会，随笔评注，以示门人。”彭士望手批《通鉴》二九四卷，《春秋》五传（五传指三传及《胡传》《国语》）二十一卷（见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