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

    第一节　方以智的思想特色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晚年为僧时号无可，又称愚者、药地、墨历、木立等，安徽桐城人，是明末清初的卓越思想家。早年所著《通雅》《物理小识》中反映他渊博的历史文化修养与自然科学知识。晚年他的《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周易时论合编》等哲学著作，则包含着深刻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方以智生于一个“四世传《易》”的家庭。曾祖方学渐（字达卿），诸生不仕，著有《易蠡》。祖父方大镇（字君静）著有《易意》。父方孔炤（字潜夫）著有《周易时论》。方以智本人则著有《易余》。

    《易蠡》《易意》今均未见，但其中言论被编入《周易时论合编》中，《合编》中的“蠡曰”，“意曰”即是二书的引文。从内容看，二书仍不脱以义理解《易》的范围，缺少象数学的痕迹。而从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开始，方氏《易》学表现出象数学的特色。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八《极数概》中，潜老夫（即方孔炤）说：

    黄石斋曰：“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著……历律象数，圣人所以刚柔损益之具也。”余同西库而信之，归学邵学。殚力不及，以命子孙。

    当时黄道周因劾杨嗣昌夺情入阁，方孔炤则因任湖广巡抚调遣失律，二人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同下镇抚司狱。在所谓西库中，二人同研《易经》象数学。

    方以智在《时论》后跋中也说：

    家君子（指方孔炤）……抚楚以议剿谷城忤楚相（指督师杨嗣昌），被逮。时石斋（黄道周）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翛然相得，盖无日不讲《易》朝夕也。

    由于这一契机，不但方孔炤从事象数学的钻研，方以智也在此时接触到黄道周的象数学思想。《周易时论》十五卷连同《图象几表》八卷合编二十三卷，后在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刊成，便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作的成果。而方以智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一位象数学家，表达出精湛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除了受其业师王宣（字化卿）的影响外，与黄道周的《易》学是极有关联的。《周易时论》中不但多处引用黄的理论，《图象几表》中也转引了黄道周所创制的《易》图，以《时论》与黄道周《易象正》合参，可以详悉其间的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五·易象正》提要说：

    此书及《三易洞玑》（亦黄道周著）皆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也。

    而方以智的象数学也自称来源于“杨（雄）、京（房）、关（指关朗，北魏人，著《关氏易传》与《洞极真经》）、邵（雍）”（见方以智《时论》后跋） 。这指出象数学派的学术渊源系统。

    象数学中有不少迷信的糟粕，也有自然科学的萌芽。方以智在《物理小识·总论》中说：

    智每因邵、蔡（元定）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

    这反映出他的学术中既有象数学的因素，又有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由于他“极事通变”与“善于统御”，方以智对自然科学知识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达到的一定理解。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盈天地间皆物也”（《物理小识·自序》） 和“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同上《总论》） 的命题。这些应视为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结合起来所取得的成就。

    对于传统理学的评价，方以智早年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在《通雅》中，他引证说：

    二无公曰：今谓宋儒与晋清谈同科，过矣。伊阳守礼严闲，而文人尚洒脱，经济言权变，故龃龉耳。（《通雅》卷首之二《读书类略》）

    蜀、洛则争，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同上）

    胡安定教学分科，王安石选材以验古今，皆一法也。（同上）

    以上说明方以智早年继承家学，对理学家有一定的肯定。上文“二无公”指明末常州人张玮，“伊阳”指程颐，“文人洒脱”指苏轼等人，“经济权变”指王安石等。诸人在方以智论述中看来并无轩轾，甚至称胡瑗与王安石有相同之处，这些反映出方以智学术中的调和色彩。

    对于朱熹，方以智也有所称引，他说：

    朱子曰：“时时穷理，之谓居敬。”终身考究事物不厌。（同上）

    方以智在《浮山文集》的《相道》一文中又说：

    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毕矣。

    关于政治理论中的“公”和“明”本是一般原则，任何学派都会提出。对朱熹此语，方以智是肯定的。但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方以智与理学家便发生了歧异。

    朱熹的“公”“明”，在周惇颐《易通》中也有过阐说。《易通·圣学》第二十章中说：

    明则通，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章中说：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

    周惇颐的“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一句反映出道学先生迂阔的学风。在对事物的接触中，必然发生矛盾。必须解决矛盾，才能进一步得到认识，而“能疑”就是能发现事物的矛盾。在这方面，方以智的方法论与周惇颐完全不同。他说：

    博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通雅·自序》）

    又说：

    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岂可没哉！（同上）

    这虽不是针对周惇颐的，但反映出方以智思想方法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对于理学家的修养方法，方以智早年也曾加记录，如说：

    白安石（名白瑜，方以智早年业师之一）曰：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鬼神通之，精神之极也。（同上卷首之二《读书类略》）

    这是程、朱的传统修养方法，方以智对此没有加以反对。对于读书的对象，方以智则能看出理学家的缺陷，而加以指出。他说：

    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同上卷首之一《音义杂论》）

    这个论断十分中肯。所谓“宰理”，指社会政治思想和个人修养的方法。《通雅·文章薪火》中说：“专言治教，则宰理也”。又说：“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又说：“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同上卷首之三） 。这是方以智的学科分类法。所以，他在《青原志略》卷三中，又指出“宰理”为“仁义”，“物理”为“阴阳刚柔”，而“至理”为“所以为物者也”。

    对于理学家来说，他们只讲修、齐、治、平，讲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理、气、心、性等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学，对此方以智加以抉出，是有识见的。他又说：

    历数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勿问，故秩序变化之原，不能灼然。（《物理小识》卷一）

    又说：

    穷理见性之家反不能详一物者。（同上《总论》）

    这既指出理学的弊病，又反映出方以智本人的学术途径。

    历数、律度指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早在宋代，理学家便不加重视。他们说：“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 [1] 。

    理学家的“重道轻艺”传统是形成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不受重视，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而方以智身处明清之际，接触到当时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故能指出理学传统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很有卓见的。

    对于传统的朱陆异同或朱王之辨，方以智似乎并不偏向任何一方，他说：

    明经正业，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谓合诸家之异同而使参详也。执一乎，水济水耳。四明施公（似指施邦耀）曰：“天下病虚，考亭（朱熹）捄之以实，天下病实，新建（王阳明）捄之以虚。”王虚舟师（指方业师王宣）曰：“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通雅》卷首之二《读书类略》）

    这里，他对明初的《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做了批评，认为它们“执一”，而不能综合各种学术流派，没有新的内容。所引施、王两家意见也是主张不同学派互相取长补短。对汉、宋、明的学术观点则认为应当综合起来“参集大成”。其中虚与实的具体内容，方以智没有说明。朱学、王学的区别用虚、实来形容也不尽准确、妥当。然而，这里可以看出方以智“古今以智相积……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同上卷首之一《音义杂论·前言》） 的思想，对于各家学术，不片面“执一”，而主张融会贯通。这一主张与他早年接受西学，晚年作为儒者不排斥而吸收释、道思想的学术方向是一致的。

    关于性善性恶与无善无恶，是当时理学争辩的主题之一。方以智著作中对这问题，不相沿传统的争论而是别具一格。在《性故》中，他说：

    说善即对恶，说有善恶即对无善恶。惟通先后天而明其本自如是、正当如是、适可如是者，绝对待、贯对待。

    这是用他象数学中的“公因反因说”来论证的。方以智以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称为“反因”；而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称为“公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上引《性故》中的理论与其《东西均》中“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无对待在对待中”（《三征篇》） 的说法，又是一致的。《性故》中又说：“知止至善而揭之，深几神哉”。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性的“至善”是肯定的。至于什么叫“至善统善恶”，似可理解为至善的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此外，在方氏思想中，更多涉及的是生死、始终、有无等问题。这反映出时代危机更加迫切，已不同于嘉、隆时代和万历初年学者们空谈心、性，在概念上争执的情况了。同时也反映出他吸收了释、道二家的思想因素。所有这一切表明，方以智与传统理学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迥然不同。

    方以智与理学家不同的另一点，是他注重自然科学的思想。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但形成了他宇宙观上的唯物主义，而且在认识论上，他反对不可知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方以智曾引其父方孔炤的“舍心无物，舍物无心，其冒耳”（《物理小识·总论》） 的话。“冒”有概括之意。这里所说的“心”，是指认识能力。“舍心无物”，是指人的认识能力能够认识客观事物，故又说：“唯心能通天地万物，知其原”（同上） 。“舍物无心”，是指不接触客观事物则无所认识，故又说：“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同上） ？这里所说的“心”，是指接触事物后所取得的认识。

    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思想深度和辩证观点的命题。这命题应与其“盈天地间皆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同上《自序》） 等参合起来理解。这就是他说的“彼离气执理与扫物尊心，皆病也。理以心知，知与理来。因物则而后交格以显，岂能离气之质耶”（同上卷一） ？这里，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了朱学与王学的各自偏颇。

    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

    人知天地，即宰天地。（《青原志略》卷十二）

    人知天地则节天地而用天地。知四时则先四时而补四时。（同上卷五）

    明物之则，则能因物用物。（同上卷三）

    这些都是极明显的人能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宰天地”的观点，是建立在“知天地”的基础之上的。

    至于认识客观对象的方法则是通过事物表面现象进而掌握其规律。他说：

    以费知隐，丝毫不爽。（《物理小识》卷一）

    又说：

    以费知隐，重玄一实。（同上《自序》）

    “费”指事物表面现象，“隐”指事物的内在规律。“重玄一实”，是指种种玄妙的现象都有其实际的根源，而且是丝毫不爽的。人要通过表面现象而掌握其内在规律。

    在《通雅》中，他举例说：

    古人以费知隐，以外形知脏腑，以肤之舒迫，定脉缓急，以五志约为好恶两端，以所嗜所畏所梦，与天时地气、病人声色，而脉知之。各以其类相从而审常变。（卷五十一《脉考》）

    认为观察病人所处的环境，肤之舒迫，脉之缓急，而知其内脏，并加以疗治，这是符合科学原则的。这再次说明方以智的哲学概括是有科学根据而超出一般理学家的玄想的。

    《通雅》是方以智早年之作（后来虽有补充，只是部分与片段），其中包括文学、声韵、音乐、事制等内容，也包括动物、植物、天文、医药等自然科学的对象。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全部转向于哲学。

    《通雅》钱澄之的序中说：

    今道人（指方以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

    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在《陪集》的《与西洋汤道未先生（即汤若望）论历法》一诗注中也说：

    家君（指方以智）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

    方以智晚年不能继续研究自然科学与博物学，是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而在其思想中，也与早年一样，包含有融会贯通各种学派的思想方法。他不讳言佛家与道家的言论，并以之与《易经》象数学会通，形成自己的哲学。这一方面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而其综合各家而提出的“一在二中”“合二而一”“公因在反因”“中五说”等理论，则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与当时理学各流派不同而独树一帜的。

    综上所述，方以智早年对理学的朱、王之争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有调和各派吸其可取之处的趋向。他晚年专门治哲学，则是由于黄道周的影响，继承了邵雍与二蔡（蔡元定、蔡沈）的传统，创立自己独特的《河》《洛》“中五”之说的象数学理论；而其中包含有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因素，其作用与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节　“易堂九子”及其思想

    方以智四十八岁（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从桐城往江西，曾游庐山、南丰等地，最后居黎川廪山寺。年五十四（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起，定居吉安青原山净居寺，度过最后的余年。其间与各方交往仍然不断，而关系最密切的是泰和萧氏与宁都“易堂九子”。

    萧氏指萧士玮（字伯玉、万历进士，著《春浮园集》）之侄萧伯升（字孟昉）。《泰和县志》称其豪侠好义。方以智入青原山之前，康熙三年萧伯升曾请其暂主西昌（泰和旧名西昌）之法华庵，改名为汋林。方以智的哲学名著之一《药地炮庄》即由萧氏捐资刊刻于此时。彭士望《耻躬堂文集》的《萧氏世集序》及《萧孟昉六十序》二文中详记了萧氏一门的生平。方以智去世前一年准备移居的首山濯楼，即是萧士玮之弟萧士瑀的陶庵园林旧址，详见彭士望文集中的《首山濯楼记》。

    方以智与泰和萧氏的交往密切是清初地方绅士在民族意识基础上与遗民学者互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易堂九子”是清初隐居江西宁都翠微峰的九位学人。九子指魏祥、魏禧、魏礼三兄弟及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李腾蛟、曾灿、彭任等九人。

    李腾蛟字力负，号咸斋，宁都人，在易堂中年最长，著有《半庐文稿》，清末胡思敬辑入所编《豫章丛书》中。魏禧《李咸斋私谥议》称其“性诚厚爱人，与人煦煦然”（《魏叔子文集》外编卷四） 。后私谥贞惠先生。其《介之推论》中称“帝王之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强调人的作用。易堂诸子所着重的是论古以证今。他也是史论派人物。

    魏际瑞（公元1620——1677年）原名祥，字善伯，是宁都三魏之长，著有《魏伯子文集》《诗集》《诗经原本》等。陈玉璂在《魏伯子文钞序》中称其“才最大，诗赋词曲六朝骈俪之作无不臻其妙。”魏祥既对《诗经》有较深研究，同时保持了易堂的学风，是关心时务的人。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宁都被地方推请往吴三桂部韩大任军中游说，后因误会被害。魏禧曾作《伯兄墓志铭》（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 ，详纪其兄生平、学业及去世经过。

    魏禧（公元1624——1680年）字冰叔，著《魏叔子文集》《诗集》。此外主要著作为《左传经世》。

    魏礼（公元1628——1693年）字和公，在三魏中年最少，著《魏季子文集》《诗集》。魏禧称其“之闽、广，渡海达琼州，北抵燕，过豫，适楚，入秦，上太华，游龙门……足迹几遍天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一《季弟五十述》） ，彭士望作《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序》，记其在南方结交陈恭尹（字元孝）等人，在北方识李因笃（字天生）及鹿善继的后人等。这些也都是遗民学者。

    彭士望（公元1610——1683年）字躬庵，江西南昌人。著《耻躬堂诗文钞》，并曾手评《通鉴》及《春秋传》等。关于彭士望与魏禧，下文将详述。

    邱维屏（公元1614——1679年）字邦士，魏禧之姐婿，宁都人。魏禧在《邱维屏传》中曾记方以智初至易堂与邱讨论历法、《易数》的事说：“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来易堂，尝与邦士论算，退而语人曰：此神人也”（《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据魏禧文，邱著有《易剿说》《易数》《历书》等三尺许，垂成未竟。

    彭任字中叔，宁都人。《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有《草亭文集》提要，说他“辩朱陆异同，谓学者之病不在辩之不详，而在于行之不笃”。可见其对理学的评论也认为为空言而寡行。彭又曾编《春秋左传约钞》，为儿子讲授。

    曾灿原名传灿，字青藜，一字止山，宁都人。著《六松堂集》。甲申（公元1644年）后为僧，漫游两广时即与方以智相识。方以智的《无生梦》系在两广北归前最后一部诗集，集中最后一首《别滴投》五律，方注称滴投“即曾青藜，时言易堂诸公”。

    林时益原系明代宗室，后更名，与彭士望一同来宁都，加入九子行列。其事迹下文再述。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方以智从江西黎川廪山去宁都小住，访问“易堂九子”。方除与曾灿早即相识于岭南外，见九子后，与魏禧、彭士望最为投契。魏禧之弟魏礼曾记方对九子的评论是：“易堂真气，天下罕二”（《宁都三魏全集》本《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先叔兄纪略》，《清史稿·魏禧传》即转引此语） 。可见他们之间的意气相投。这期间，方以智曾用宋人笔法绘当地风景数图，并作《游梅川、赤面、易堂记》，详记其事（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 。魏禧在《桃花源图跋》中也记下方以智来访情况。方曾说“桃源本无有是处，本五柳公寓言”的话（《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二） 。其后两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魏禧在《与桐城三方（指方以智的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书》中又说：“丈人（指方以智）见易堂诸子，颇以直谅相许，而教诲缱绻，则与益（指林时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同上外篇卷五） 。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方以智从青原山去福建武夷访问乡试时座师余飏（字赓之），经过江西新城，再晤魏禧。魏曾作《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见《国朝三家文钞》本《魏叔子文钞》卷六，又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 。与此同时，魏禧又有《与木大师书》，对方以智主持青原时“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出言进行规劝（《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 。

    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方以智因粤案牵连，被迫赴粤对质，途中病逝于万安县西门外惶恐滩。“易堂九子”中的彭士望在《与谢约斋书》中记载：

    木公病背发，卒于万安。嗜学爱才，之死不变。患难怡然，夫岂易及。望为之三诣吉州，三哭之恸，非偶然也。（《耻躬堂文钞》卷二）

    方死后，彭士望在《与方素北（方以智第三子方中履之字）书》中犹言及对方以智去世的悲痛，书中说：

    比年贵乡暨我江右老成接踵凋逝，兼及壮强，尊公之丧尤创巨痛深，不特为敝堂知己之感。（同上卷一）

    此外，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八的《首山濯楼记》详细记载了方以智死难经过，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史料。《耻躬堂文钞》现有道光刊本文十卷、诗十五卷。据其裔孙玉基称：原共有四十卷二千余页，其板久逸，文曰《树庐文钞》。

    关于彭士望其人其文以及其对理学的评论，后人很少涉及。当时人刘继庄曾提到说：

    近人文字目中所见者惟燕峰（指费密）暨易堂耳。燕峰孤立未见有所唱和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余未见，然当推躬庵（指彭士望）为第一。莽苍浩瀚有大气以举之。南宋以来，未之多见也。（《广阳杂记》清末潘刻本卷四）

    这虽是论文，但可见彭士望思想为识者所重之一斑。

    彭少年时，在明末多进行政治活动，是黄道周的学生。黄道周被系诏狱时，彭士望往来设法营救。南明弘光时又与其挚友欧阳斌元（字宪万，新建人），王纲（字乾维，乐平人）同在扬州参史可法幕。彭曾与欧阳共同向史可法进策，用所领高杰军会同东下的左良玉军夹攻南京，以清君侧。此计未能实现，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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